白衣天使 故事 100~200字
10年爱心胜亲人，10年恩情重如山。一次偶然，演绎了护士詹凤林与一个贫困家庭之间的感人故事。
故事还得从1994年的夏天说起。那天，济南军区152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护士詹凤林接完班，开始逐个给病人量体温。这时，一个男孩的哭泣声引起了她的注意。
顺着哭声，詹凤林来到了3病室门前。隔着玻璃窗，她看见一个又黑又瘦的小男孩正拽着一位农村妇女的衣角，哭闹着要吃蛋糕。
“等奶奶病好，妈妈就给你买蛋糕。”男孩的母亲说。听到这些，詹凤林心里有种难言的滋味。第二天一大早，她给男孩买了些蛋糕，和他的母亲聊了起来。
原来，小男孩的母亲名叫王金花，是陪她婆婆来住院的。一年前，王金花的丈夫死于车祸，剩下她和儿子、年迈多病的婆婆相依为命。老的老，小的小，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为了生计，王金花每天除了照料躺在病床上的婆婆外，还得到大街小巷拾破烂。这个时候，詹凤林就抽空帮她照料老人。
一次，老人拉了一床大便。詹凤林顾不得难闻的臭味，翻开被子，用温水一遍遍为老人擦洗身子。那认真的样子，就像是女儿对待亲生母亲一样。
王金花没有钱给婆婆买补品，詹凤林就不声不响跑到街上买些水果；每到周末，詹凤林还回到家里炖上一锅鸡汤送到老人的病床前。
然而，老人出院不久，厄运又降临到王金花的头上。
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背着一麻袋破烂的王金花被一辆卡车撞倒，肇事司机乘机逃跑。
幸亏一个好心人把王金花送到附近医院。
詹凤林得知后，立即赶到这家医院。王金花的双腿被撞成严重粉碎性骨折，手术需要家人签字，可她唯一的亲人——儿子大鹏还在学校读书。为了尽快手术，詹凤林二话没说，代替亲属在手术单上签了字，还掏出自己积攒用来买家电的1万块钱，为王金花交了住院押金。
因失血过多，王金花昏迷了6天6夜。在那些日子里，詹凤林每天下班后都在她的身边守护。第7天，从昏迷中醒来的王金花，看看身上缠着的绷带，知道自己伤情严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治疗时，竟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一天，她对詹凤林说：“大姐，给我一瓶安眠药吧？”
“要那么多干吗？”
“我……我经常失眠。”王金花支支吾吾的。
詹凤林立马警觉起来并拒绝提供安眠药。同时，为了安慰和照顾王金华，每逢休息，詹凤林就去医院守护。
渐渐地，王金花又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没有了妈妈照料，儿子大鹏开始旷课、逃学，有时还和同学打架。
詹凤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后来，她把大鹏领回自己的家，给他烧热水洗澡，做红烧肉、鸡蛋面吃，还给他添置了一身新衣服。
“孩子，以后就把这儿当作你的家吧。”詹凤林深情地说。大鹏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一头扑到她的怀里，喊了声“妈妈——”
一天深夜，詹凤林下夜班后回到家里，听到大鹏在床上不停地呻吟。她撩开被子一摸，大鹏浑身发烫。有着多年护理经验的她顿感不妙，立即抱起大鹏就往医院急诊室跑。
大鹏患的是急性肺炎。医生告诉詹凤林，若再耽误，孩子就有生命危险。
打那以后，詹凤林一直把大鹏当作自己的亲生独生子待，关心他的学业，资助他学习费用。10年过去了，如今的大鹏已经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学生了，他的志向就是要当一名詹妈妈那样的有爱心的医务人员。
有一名白衣天使背伤员奔跑五小时 四川什邡市红白镇离震中汶川只隔着一座大山，地震发生时，红白镇水泥矿山厂蔡海英一家人正在吃午饭。丈夫坐在对面，她怀抱着不到4岁的儿子。 突然，大地筛糠般抖起来。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房就轰然倒塌，蔡海英两眼一黑失去了知觉…… 5月14日下午，刚刚完成18个小时长途奔袭、凌晨2时才到达什邡市洛水镇的广州军区医疗队队员，马不停蹄徒步17公里赶到红白镇。下午2时，刚处理完先头部队抢救出来的伤员，医疗队员就投入了挖掘废墟救人的行动。 不知过了多久，埋在废墟中的蔡海英似乎听到瓦砾外面的人声。身边的丈夫一动不动，她使出最后的力气呼救，但声音小得连她自己都听不太清楚。她不知道，此时离地震发生已超过了48小时。 “快听，里面好像有人呼救!”细心的护士听到了蔡海英的喊声，大家立即围拢过来集中力量攻关。 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队员们一边向废墟中的幸存者喊话，一边用平时拿手术刀、注射器的手艰难挖掘。一点一点，终于看到了大人的头;一点一点，终于把大人怀中的小孩从废墟中抱了出来。 15时30分，队员们终于把蔡海英也救了出来。 大人小孩生命体征正常，均没有生命危险。但蔡海英伤势严重，左小腿严重骨折，并已感染，时间拖久了会危及生命。 队员们来不及享受救人成功的喜悦，背起蔡海英就往山下跑。经过5个小时的奔走，蔡海英终于被送上了早已等候在山脚下公路边的救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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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典献身的白衣天使的故事
非典时期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护士长叶欣
抗击非典 以生命书写大医精诚。 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战场上，广大医务工作者高扬白求恩精神的旗帜，无私无畏，冲锋在前，用生命谱写了救死扶伤的壮丽篇章。在玉兰花开的时节，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永远离开了人世，她牺牲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战场上。生前，她留下了一句令人刻骨铭心的话：这里危险，让我来。 把风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病人，这是无数医务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境界。正是有了一大批白衣战士的顽强奋战，非典型肺炎蔓延的势头才得以遏制。人民群众才得以安享宁静的生活。
邓练贤
广东首位殉职医生 2003年4月21日下午5时40分，冲锋在抗击“非典”最前线而被感染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不幸逝世，终年53岁。这是广东省在抗击非典型肺炎战斗中第一位因公殉职的医生。
卫保周
洛阳花开非典战 奋战在非典防治一线的洛阳市直机关第二门诊部51岁的副主任医师卫保周，因劳累过度，导致心脏病复发，于5月29日牺牲在她所热爱的岗位上。 5月23日，卫保周主动请缨参加洛阳市驻乡镇卫生院防治非典医疗队，劳累过度并带病工作，一直战斗到倒下的一刻。 卫保周曾说过的话：抗击非典，我不能当逃兵。
王晶
用激情托起脆弱的生命 现年32岁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护士王晶，同非典病魔顽强抗争了一个多月后，于5月27日下午与世长辞。 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她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忠实履行着一名白衣天使应尽的职责。由于过度劳累和紧张的工作压力，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在她病重期间，来自广东、北京的著名专家多次对王晶进行了会诊，虽然经过全力抢救，还是没有能够挽留住她年轻的生命。中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委员会决定授予王晶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王晶曾说过的话：我是一名护士，作为护士我就是要把病人护理好。
谢婉雯
爱心传遍香江 因救治非典病人而染病殉职的首位香港女医生谢婉雯，于5月13日逝世以来，一直为各界敬仰，并被视为香港的“南丁格尔”。其逝世唤起了港人在逆境中团结求生的精神。谢婉雯的生命永远的凝固在年轻的35岁。 5月22日，香港特区政府以最高规格仪式为无私救人、英勇抗炎而殉职的谢婉雯举行葬礼，并称颂她是“香港的女儿”。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发表声明说：“谢婉雯医生在帮助他人时表现出高度的专业精神和勇气，我相信全港市民都不会忘记她无私的奉献。” 谢婉雯曾说过的话：我要快点出院，回病房帮忙。
李晓红
以生命之躯迎击非典 2003年4月16日，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年仅28岁的主治医师李晓红，猝然倒在了抗击非典的战场上。她是第一个牺牲在救治非典患者第一线的军队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身着“橄榄绿”的白衣天使，为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她以自己的生命之躯迎击肆虐的非典，给世间留下一曲悲壮的生命绝唱。 中央组织部追授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武警北京总队为她追记一等功，并批准她为革命烈士。 李晓红曾说过的话：现在治疗上是否找到新的办法，如需要试验，就拿我做试验吧。
梁世奎
用生命铭刻的丰碑 山西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梁世奎，与那些为救治SARS病人而殉职的医务人员一样，2003年4月24日，他把生命的最后时光留在了他一生挚爱的手术台上。而就在梁世奎走了的那一天，他最后抢救的“非典”患者已完全康复，即将健康出院。 4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作出向梁世奎同志学习的决定。一个抗击“非典”、实践“三个代表”、学习时代勇士的热潮，在三晋大地开展起来。 梁世奎曾说过的话：我是党培养的，关键时候我要为党分忧为民解愁。
刘永和
用生命谱写忠诚 在举国上下如火如荼全面抗击非典时，山东省胶南市公安局大珠山派出所民警刘永和却离开了他曾经奋斗过的战线。 5月8日下午4时，本来是刘永和与同事们交班的时间。虽然已经紧张工作了近10个小时，多病的身体早已发出抗议，但是看着较往日增多的待检车辆和人员，刘永和实在放心不下。为了加快检疫速度，防止车辆阻塞，他毅然决定放弃按时换班，继续奋战在检疫点上。 正当刘永和站在路边对箱式货车进行例常登记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车祸让年仅39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在刹那间陨落。 这是全国公安系统第一个牺牲在抗非一线的勇士，5月22日，公安部追授刘永和为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称号。 刘永和曾说过的话:抗击‘非典’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责任，我一定要到第一线去。
额尔敦陶格陶
草原上不落的太阳 额尔敦陶格陶是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旗委常委、副旗长，旗牧区防控非典工作组组长。自今年4月22日内蒙出现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疑似患者以来，他就开始夜以继日实施布控方案，带领卫生、防疫、畜牧、民政等单位的领导，深入牧区，将1.2万份蒙文宣传资料发放到牧户，部署春季生产及“围封转移”工作。终因过度劳累，脑溢血突发，5月7日倒在了防控非典的第一线。 年仅51岁的额尔敦陶格陶是目前在全国抗击非典战役中因公殉职的第一位副处级党政干部。 额尔敦陶格陶曾说过的话：人这一辈子光阴不多。要抓紧每一天、办好每件事。
范信德
人民健康好卫士 在对抗非典型肺炎疾患的战斗中，医疗战线的英雄前仆后继地用汗水和生命筑起了一道血肉堤防。这当中，运送危重非典病人而不幸染病去世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司机范信德，就是其中的一位。这是一位普通的司机，平实的广东汉子，他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舍己为人、不怕牺牲”的铮铮誓言。 范信德曾说过的话：让我去送病人。?张积慧：护士长的“前线”日记 4月15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土长张积慧的《护士长日记》后，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张积慧也因此荣获广东省五四青年奖章，成为全省青年的楷模。 2003年2月15日张积慧走进了抗非第一线。在与她的战友们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同时，不仅尽心尽职完成本职工作，还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用她的真情，以最平实的语言记录下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临时病区的医务人员走过的心路历程。 透过她真实的记录，我们看到，在对抗非典型肺炎的斗争中，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个团结一致、乐于奉献的集体。而张积慧细腻的观察，我们更看到，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中，广东省全体医务人员忘我的牺牲精神和勇敢探索的崇高品质。 历史不会忘记，2003年春天，勇敢、无私的医务工作者们！ 张积慧曾说过的话：在这些日子里，所看、所听、所感，每每使我震撼。
姜素椿
愿把夕阳化烈火 北京三O二医院姜素椿教授为抗击“非典”谱写了一首动人乐章。这位古稀专家的英雄壮举感动了中央领导同志，他在抢救“非典”患者时不幸感染，又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在自己身上大胆试验，注射“非典”患者康复后的血清，患病仅23天就康复了。胡锦涛总书记对他的高尚医德、医术和救死扶伤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姜素椿这种以生命挑战SARS的行动给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以极大的鼓舞，并在这场抗击“非典”的特殊战斗中作出大贡献。 姜素椿曾说过的话：我年龄大了，能够赶上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为降伏疫魔做点贡献，是我的幸运。
钟南山
抗非最前沿的科学家 今年66岁的钟南山，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与刚毅。说到他，广东几乎无人不晓。 出身医学世家的钟南山是广东医疗卫生界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呼吸道疾病，特别是慢性支气管炎与哮喘病的诊治方面独树一帜。 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把钟南山推到了一场大战的最前线。“医德的内涵是什么？我以为主要体现于‘想方设法为病人看好病’。”钟南山如此平和地诠释他的职业。 出身医学世家的钟南山，是位屡创医学奇迹的呼吸病专家。作为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和同事们一道冲在救治“非典”病人的最前线。 历史也不会忘记为防治“非典”无私无畏、勇于奉献的白衣战士，不会忘记钟南山——这位中国医疗界的杰出代表，站在抗击非典型肺炎最前沿的科学家。
白衣天使的感人故事
白衣天使的圣地
我走进护士的行列并不偶然。
上小学的时候，我家楼上住着一位阿姨，是一名眼科护士，楼里的大人、小孩对她都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周姨。全楼的人几乎谁有一点小毛病都会去找周姨看一下。周姨不是医生，可老街坊们对她有一种特别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依赖，老人们总是说，一个老护士，她丰富的临床经验绝对不亚于一个医生。我和楼里的孩子们都曾经是周姨义务诊断的对象，谁家有人不舒服，第一个反应不是去医院，而是去敲周姨家的门。
大概我小时候在父母眼睛里是一个很内向的女孩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老实。所有的父母对家里最老实的孩子都有一个很现实的希望，那就是希望这个孩子能稳定，四平八稳地过完一辈子，不用特别出色，也不会特别平庸。那时候，我妈就用周姨来教育我，她经常说，像我这样的女孩，只要今后能找到一个做护士的职业，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每天穿着白大褂、干干净净的，她也就满足了。
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之中，我开始认为在女人所能从事的职业当中。护士是比较出色的一种。
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是恢复高考后参加考试的人最多的一年。像我这样平时学习成绩只是中等水平的人，能考上一个中专，没有去待业，就是很不错了。更值得庆幸的是我居然考上了一所护士学校。那时我们楼里几乎每一家都会有一个或两个待业青年。大概是因为我没有走进待业青年的行列吧，我的父母特别高兴，连我自己也认为是如愿以偿了。
那一年的夏天，我上了这所护士学校。当时我18岁。
开学典礼那天，45名和我一样的女孩抱着同样的希望坐在学校的礼堂里，从校长的讲话里我们知道了谁是南丁格尔，知道了我们从此就是白衣天使的预备队员，知道了什么是白衣天使的职责。
当时我心里默默地想，今后一定要做一名南丁格尔式的好护士。救死扶伤。决不愧对白衣天使的称号。现在这样说，好像有点儿像豪言壮语。但那天我真的是这么想的。这可能也是一种青春的单纯吧。
两年半的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平时我们一些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说盼望早一些毕业、早一些开始进医院工作的话，我们的心情都是很迫切的，那种迫切之中也加入了特别多的好奇。
毕业前夕，我们八个比较好的姐妹每人拿出一个月的助学金，当时我们每月的助学金是十六元五角，凑在一起去崇文门附近的新侨餐厅聚会了一次。聚会上我们当中最大的女孩提议每人说一下今后的打算，我记得几乎每个人都说了差不多意思的话，概括起来就是今后要做一名好护士。吃完饭我们一起走到天坛公园。分手的时候，八双手握在了一起，互相祝福，发誓今后无论分配到哪里，都不要忘记我们几个人是光荣的白衣天使。
就是这一天之后，我们中的几个人再没有见过面。后来从其他同学那里听说，我是八个人中最后一个离开临床的。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真是太天真了。
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在参加分配的时候才发现，我们能去的最大一所医院也不过是一个区级的中型医院，有些人干脆就分配到了那种被居民区里的老人们称为“小医院儿”的地方。我想我是非常幸运的，刚好被分配到这所“最大”的医院。
报到那天我穿了自己最喜欢的衣服，想像着能够走进一座高高的大楼，窗明几净，工作人员都穿着白色的衣服，他们忙碌地工作着，为病人解除着痛苦，我也将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当我走到我要工作的医院时，怎么说呢?说是惊呆了真的一点儿都不夸张。这家医院在一片周围的建筑物都已经被拆除了的平房里，孤零零的，完全不是我想像之中和我看到过的那些医院的样子，当时我的心都凉了，这难道就是我下决心要干一番事业的地方吗?
第二天，我被分配到妇产科工作。一位60多岁、满脸“五线谱”的老头儿领着我到了临时租的一幢小楼里。后来才知道，那个满脸“五线谱”的老头儿是妇产科主任，而且是京城有名的妇产科专家。如果说报到时心已经凉了，那么这个时候想到今后在这个小楼里要工作一辈子。而且让这个“五线谱”来领导我，那种感觉真的就是彻底绝望了。
听老护士们讲，能够被分配到妇产科的护士不是因为漂亮，也一定是有几分“模样”。因为婴儿出生时第一眼如果看到一个好看的人，今后他(她)就会出落得很漂亮。现在想起来她们说的也许是对的，如果没有漂亮的助产士，也许就没有现在都市里那么多的美女吧!我虽然算不上漂亮，至少还算是那种有点“模样”的女孩子吧。
妇产科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些几乎没有感情经历，更没有婚姻经历的女孩来说是很新奇的。尽管在学校时我们学习了妇产科的知识。
刚来妇产科时，老护士长就给我们讲，妇产科的工作在护士这个职业中是特殊的，它不仅仅是救死扶伤，还要把新的生命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一个产妇真正生产的过程往往需要几个小时或十几个小时，这个过程对于一个产妇来说是漫长的。她要经受特别大的痛苦，我真切地记得，护士长说：“你要让她想想英雄人物刘胡兰什么的。”我当时很不理解，几乎是大叫了起来：“太没文化了。刘胡兰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和敌人进行斗争，而她们是为了生孩子。怎么比呀?!”当时护士长是笑的，那种笑容里有一种特别的含义，可能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被我忽略掉的。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才慢慢体会到，护士长的话的确有道理。
记得第一次我护理的产妇把婴儿从她身体里娩出，看到自己的孩子，听到婴儿第一声啼哭，她激动得忘记了痛苦，露出欣慰的笑容。那时我感动得几乎哭了，感到世界上只有母亲是最伟大的，是母亲创造了这个世界，是母亲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小护士确实是和这些产妇以及她们的家属同呼吸、共命运的，为什么呢?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明白。当那些年轻的父母因为有了爱情的结晶、因为创造了生命而欢喜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儿也正为迎来了新生命而欢呼!我们甚至幼稚地希望这样的生产过程越多越好．经我们的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越多越好。因为这就是我们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盼望能早日实现的工作的价值。
我们的工作很辛苦，要经常上夜班。一个月最多的时候能上12个夜班。我那时年轻，从没熬过夜，由一个参加工作早一点儿的护士带我上夜班。我叫她田老师。有一次半夜我睡得正香，来了一个病人，田老师让我帮忙处理一下。我猛地从床上爬起来，跑出休息室时，正撞在休息室门口的柜子上，当时眼前一黑，摔在地上，刚好让病人家属看到了。从地上爬起来时。我在心里想，这个家属真自私，也不扶我一下。过后，田老师说：“其实人家也不知道你已经上了三天夜班了。要是我也会装着没看见，不会去扶你，别人都认为小护士特清高，怕你不好意
思。”这样的一件小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同处境的人有时候确实是很难互相达成理解或者说谅解的，原因特别简单——他不是你、你也不是他。我们就是这样经常一连上三四个夜班。有时上晕了，想不起来这天是星期几。对我们来说排班表就是比日历还权威的日历。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边工作，边上大专。那时病人很多，护士人少。护士长常说这叫“一个萝卜一个坑”，谁都不能请假。我们为了上学，有时把特别少的白班都换成了夜班。只是为了不耽误白天的课程。经常是白天去上课，晚上值夜班。护士中很少有胖的，都很苗条。一是因为工作量大，二是因为生活不规律。每次夜班是下午五点接班，所以很少在家吃晚饭，我们吃得最多的就是方便面。以至于我现在刚离开临床不久，就发福成了一个大胖子。
我是护士中“命”不好的一个，十年的护士生涯，竟然有六个除夕是在班上度过的。
24岁那年的除夕，又赶上我上夜班。值班的是三名护士和两名医生。当时我们约好各自从家里带一点吃的东西，安排好病人，我们也来个大会餐。可是刚一接班，就接到急诊室的电话，说一个产妇由于急产把胎儿生在家里，脐带虽然断了，胎盘还留在官腔里，出血很多，产妇的生命危在旦夕，让我们做好抢救准备。病人一到，我们马上投入了抢救。此时的病人已经出现缺血休克，血压已降到零。医生马上刷手、上手术台。我们有的测血压、有的打点滴、有的处理婴儿脐带。我当时几乎是跑着完成了配血——取血——输血这一系列工作的。当产妇的血压升到正常水平，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又一个春天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来了。
后来因为这件事我们受到院里的表扬，让大家向我们学习。坦率地讲，当时我们几个人也许谁也没有想到任何豪言壮语，谁也没有想到南丁格尔，谁也没有想到现在的荣誉。但是我们都在尽全力挽救病人的生命。是良心不允许我们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这时我才理解了老护士长的话：“我们的工作多一半是凭良心来做的。”
也许只有处在我们这样一个环境里，看着生命随时可能诞生。也随时可能终止的这样一个特别的环境。才能很深刻地体会到生命本身的脆弱和坚强。才能明白生命本身就是值得尊重和维护的。
就在我离开这家医院的前一年夏天，我们医院正准备创“爱婴医院”，要撤掉婴儿室，实行母婴同室，提倡母乳喂养。
那年的夏天特别热，许多产妇受家里老人的影响，认为坐月子不能受风。产妇和婴儿在一个病室既不让开窗也不让开空调。无论是白天黑夜，我们每护理一个病人或婴儿就会大汗淋漓，我们要给她们讲产后的注意事项，又要教她们怎样合理喂养婴儿。
有一天我终于熬完了一个夜班，进行床头交班时，发现我刚才还护理过的那个产妇已经不见了。只有出生才两天的女婴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这个产妇的不辞而别使我们很难过。我们按照她住院时留下的工作单位和地址去找都没能找到她。我们既怨恨这个产妇，又心疼这个孩子。我们给小女孩儿起了个名字叫“怜儿”。
从此我们这些护士成了“怜儿”的母亲。而当时我们中有很多人还未曾做母亲。在那段日子里，我们有的从家里带来了奶粉、鸡蛋，有的从家里带来了小衣服和玩具。不管白班和夜班交班时总要把“怜儿”的情况写上。在这里“怜儿”是幸福的。谁一有空儿就会把“怜儿”抱起来逗一会儿，慢慢地“怜儿”会笑了。每当“怜儿”向我笑时，我的心里酸酸的。
在“怜儿”七个月时，院里决定把她送到儿童福利院。那天是我抱着“怜儿”去的儿童福利院。从我们医院走时，我们大家都哭了，都在心里默默地为“怜儿”祝福着。
在儿童福利院办完手续，就要离开时，我又忍不住哭了。和我一起去的保卫科长安慰我说：“怜儿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将来。”后来想起这件事，我觉得他安慰我的同时，也是在安慰着自己。
“怜儿”是我的一个遗憾。也是我的一个牵挂，那种牵挂很难用语言表达。可能我骨子里是一个很悲观的人，也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因为经历过孕育生命的过程而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格外脆弱。所以我总是在一些时候。冲动地想再到那个儿童福利院去。哪怕就是在门口站上一会儿，看看会不会有一个我曾经认识的小女孩儿走出来，我想知道她生活得好不好、快乐不快乐。我反反复复地回想送走这个被我们喂养过的孩子时的情景。那时是春天，那年的春天特别冷。
那个春天过去之后，我离开了医院，不再是护士了。没有了“怜儿”也没有了曾经寄托过我的无数梦想的这个职业的时候，我的儿子已经会一边蹒跚地走着，一边大声叫“妈妈”了。
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医院早已盖起了几座大楼，我也早已经不是护士了。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尤其是从事了十几年的职业，给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留下了许多与它有关的习惯。每当我走过曾经工作过的医院时，看到那熟悉的大楼都格外亲切。那里留下了我的青春和梦想，在那里我听到了多少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也使我理解了生命的宝贵。
我想我是从做护士的时候开始逐渐明白对人的生命的尊重究竟意味着什么。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作为一种馈赠的，而医生与护士这样的救死扶伤的职业，馈赠给人们的是重新获得生命的机会。也许这就是我一生都会为之感到自豪的、无上的光荣。虽然我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护士。
每年的护士节，对我来说都有一种特别的意义。那种百感交集可能是没有从事过这个职业的人无法理解的，因为在这十几年中，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和生生死死纠缠在一起。都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