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我国已进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农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部门取得了巨额的资金，农业的基础地位长期受到严重削弱；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就业严重不足；由于实行农村农业人口与城市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虽然改革以来中国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逐步改善，但农业和农村在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仍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200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前汇率计算，估计会达到1400美元左右，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4∶86，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为40％。综合上述四项指标，目前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工农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农业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而不是受“挤压”的部门。根据国际经验，此阶段不同国家从各自国情出发，都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2004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2．6万亿元。尽管现在农村人口还占多数，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大量补贴来解决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但我国在总体上已具备了到了反哺农业、支持农村的实力。
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我国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开始，将进城就业、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农民工）计入城镇人口。按照这一口径计算，2000年城镇化率为36．2％，2003年按照同一口径计算的城镇化率为40．53％。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时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未来20年，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若城镇化率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7％，城镇总人口8．28亿，比2002年增加3．26亿（包括城镇人口自然增长0．37亿）。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0年，将有2．89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数量之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过的。未来二十年，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如果继续将农民排斥在城镇化进程之外，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化和尖锐化，也使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陡然增大。推进城镇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必须把推进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
为什么说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中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是中国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发展的阶段。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基本判断的丰富内涵，有利于动员全社会更加自觉地关心和支持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加快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工业化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大部分劳动力受雇于农业，工业发展依靠农业剩余，资源从农业中提取，农业客观上承担着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任务。工业化发展到中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农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工农两大产业增速差距有拉大趋势，产业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备反哺农业的能力。同时，都及时调整发展政策，加大工业对农业和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城镇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农村和农民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积累，农村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农民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703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力平价法，200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390美元)；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达到87.5%，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非农劳动力比重上升至55.3%，超过农业劳动力比重；城镇化率提高到42.99%，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工业部门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体系，工业竞争力显著提高。从以上指标可以看出，除了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比例外，其他指标都超过了工业反哺农业发展阶段的指标。总之，中国的产业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基础，并具备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