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传递信息的调查报告的文章(急）
一个是信件，由邮差来发放，骑马到每个驿站，再换马，最后把信送到
还有就是飞鸽传书，就是用信鸽，将信绑在信鸽腿上，再放飞，信鸽就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往哪写信就用哪个地方带来的信鸽
还有些比较不正规的就是传言，说书等等，人们相互传言将信息传播
或者说书的先生将某些事编成书词，用说书的方式唱出来，也算是信息传播.古代：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
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
古代信息传递的方式:
1.用候鸟，特别是鸽，雁等作传输工具
2.作内馅的方式,如藏在鱼肚,饼类,包子等
3.以特殊声音,如钟声,鼓声,鞭炮声等
4.以灯光,火光,如孔明灯.烽火台等
5.还有其他记号,摆设等,如诱敌的记号
现代信息传递的方式:
1.有线通讯传输,如电话,传真,电报,电视等
2.无线通讯传输,如对讲机,BP机(以淘汰),移动电话,收音机
3.数字通讯传输,最熟悉的,连网的电脑,数字电视
4.纸张通讯传输,如书信,报纸等
古代诗人故事 调查报告
〖古代诗人的故事〗陶渊明
陶渊明（公元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东晋时的伟大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文在艺术上可称“自然”，在风格上说得上“真”，是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这样的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是公认的千古名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是人人推崇的极品。他的诗大家都能看出是清淡而纯真的，但有的人觉得欠雕琢，称之为“浑金璞玉”[1]，有的人觉得不够“文”，而北宋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却认为他的诗都是宝贝，并且破天荒地开创了“今人与古人和诗”的先例，为陶渊明诗中的109首写了和诗！不仅如此，他还用陶渊明的诗来给自己医毛病：身上哪里不舒服，就拿起来读一首，还舍不得多读。他还声称，陶渊明以后的诗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陶渊明的[2]。
任何一个诗人的艺术特点和风格，都是他的内心世界对外界客观事物在某一方面特别敏感的反映：豪放派诗人豪情满怀，容易对豪壮的举动产生共鸣，动辄热血沸腾；婉约派诗人柔情似水，往往看花落泪、对月伤心；当他们通过自己的诗让有同一类敏感性的读者产生共鸣时，实际上是让读者通过他们的感官和情绪去看待客观事物，就象给读者戴上了一付诗人自己喜欢的有色眼镜。
陶渊明的诗人人都能看出其清淡，但这种清淡已经清到了无色、淡到了无味。他没有给读者任何有色眼镜，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事物的本色、自己去咀嚼事物的本味。但这对于习惯了戴有色眼镜的读者来说就很难适应，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那种颜色。所以陶渊明的有些诗许多人都读不出味来，极力赞扬甚至崇拜他的绝大部份诗篇的只有少数眼光犀利的高手，而中国文学史上最享盛名的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并且苏东坡也只是在尝尽世味、看透人生之后的晚年才真正悟到了陶诗的高妙和陶渊明人格的伟大，因而爱其诗、爱其人到了崇拜甚至反常的程度[2]。可见要读懂陶渊明的诗不但需要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要有超脱常人的胸怀，因为能把诗写到如此至清至淡的程度，正是心中了无纤尘、摒绝俗念的表现，而这种超乎常人的心性只有道中人才可能具备。
陶渊明天生好道，本性自然，对尘俗的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回避，特别喜欢山林中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3]；他二十七岁诗开始田间耕耘，一生中绝大部份时间都是在田园生活中度过[4]，并且一遇农闲之时就喜欢关上柴门，一个人呆在空寂的茅屋中摒绝杂念，独自养神[5]。他曾在29岁时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贫穷而难以养家，去作了个州祭酒的官，但后因不惯官场生活而辞官归田[4]。
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与他志趣相投，很能吃苦耐劳，经常与他一起在田间劳作[6]。在他35岁时，又迫于生活压力而去作了个镇军参军的官，六年后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县当了县令，但九月去十一月就请辞回家，时年四十一岁，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即作于此时。从此以后，他便居家不出，直到63岁时去世。
陶渊明一生始终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在一首诗中说，“夏天经常饿着肚子，寒冷的晚上没有被子，因此刚刚天黑就盼着鸡早一点叫，天亮了就好了；自己从不怨天尤人，只是这眼前的日子也得过啊！我也不想身后留什么名，那些东西对我就象过眼的烟云一样坏蔽倚闹懈懈磐蚯�保�妥约撼�皇妆�说母枨�！盵7] 他在《咏贫士》中说，“南面地头里没剩下一点可吃的菜蔬，北边园子里满是枯枝败叶；把酒壶提起来倒尽了残余的几滴酒，已经是灶无炊烟、没饭可作了；”[8] 到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饥饿的驱使下向人乞食！苏东坡读到他的《乞食》诗时说，“不但我为他感到悲痛，这世上的人谁不为他感到悲痛啊！”[9] 但是在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中，他却总是无怨无悔、安贫守道，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担忧，而是“忧道不忧贫”[10]，为世间大道不行，“真”“伪”颠倒而难受[11]，并且回过头来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道之处。他一生总共作过十三年官，但就在离家去作官时他就在念念不忘自己的田园，希望能早点回来象自由的飞鸟和游鱼一样地生活[12]；在作官的时期，则常以前贤勉励自己[13]，记住守“真”守“道”[14]，希望自己的言行合乎一个圣人的标准[7]。而当最后一次弃官归来时，他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笼中鸟重返了自然的怀抱；回忆起十三年官场生活，无疑是“误落尘网”[15]。过去的事悔不过来了，以后的事还能好好地作，虽然今天看昨天又觉得错了，但“迷途未远”，弥补还来得及；人生短暂，应当委顺天命的安排，该去该留，都应当快乐地接受[16]。
说陶渊明一生身在道中，了解他的人都能理解；但说他是修炼人，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因为在他的生平记载中似乎没有发现他有过烧香拜佛、打坐参禅，或者安鼎设炉、采药炼丹之类的修炼活动。这个疑问的产生纯粹来自对“修炼”一词的理解太狭隘和表面化，而这种狭隘和表面化又是受到生活经验局限的结果，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或者见闻中所知道的修炼人一般都是干这些事的。其实，“修炼”的真正内涵是修炼者基于对某一“大法”或者“大道”的学习和体悟，不断地去掉自己心中对世间万物的执著，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该法门相应的标准。简而言之，按照任何正法去修心都是修炼。烧香拜佛、打坐参禅和安鼎设炉、采药炼丹当然也是佛道两家的一种修炼方法，但那是表面的也是比较初等的方法。“大道无形”，到了高层次上以后这些方法就看不到了，一切都在“修心”这个过程中进行。修炼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指的是一些根基特别好、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一步步地往上修。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进入”修炼，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另一方面，由于他实际上是在修炼中，他的心性一直在提高，任何一个正法门里的高层次修炼人都会知道他是一个修炼者，或者至少知道他是一个心性很高的修炼的“好料子”。用以上所说去检查一遍陶渊明一生的行迹，特别是看一下我们下面要提到的陶渊明与“白莲社”的一段瓜葛，就容易明白陶渊明确实是一个修炼人。
在陶渊明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庐山东林寺寺主释慧远高僧邀约了123人结成“白莲社”。这些人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社中十八贤”很让人注目。当时大诗人谢灵运作着秘书丞的官，自恃才高、负才傲物。但当他见过慧远后立即改容致敬，并在神殿后挖了两个池子来种白莲，要求加入白莲社。慧远察其心杂，拒绝了。另一方面，慧远却派人专门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声称自己喜喝酒，不方便，慧远竟然破戒为其准备酒食。结果他酒也喝了，社也不入，只是和慧远始终保持朋友关系。一次，另一个慧远很喜欢的人物--道士陆修静也来访。他们三人谈玄说道，谈得投机。慧远送他们出来时竟然不知不觉中破戒送过了虎溪几百步，老虎便突然间大叫起来，三人大笑。于是石恪作三笑图，此图很得苏东坡赞赏[17]。
在我们看来，陶渊明不但是个修炼人，而且是个层次较高的修炼人。佛道两家低层次那些修炼他本来就用不着。拜佛念经、一念代万念那些摒除杂念的方法他不需要，因为他自己就能排除杂念、心不染尘；他反复出仕、修官而能始终守道，他已经不知不觉中心性提得很高了。他是修“真”的，属于道家的修法。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以及后世诗评家对他诗文的评价中，这个“真”字谁都看到了[18]。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不但预知自己去世的准确时间，而且平静而安祥地在前一天为自己预先写好了挽歌诗三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死时家人的反应[19]。对此，后人盛赞其“视化如归”[17]，真正作到了他自己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又有赞颂者说，“自祭预挽，超脱人累。默契禅宗，得蕴空解证无生忍者[20]。
参考资料
[1] 《诸本序录》；(书名见最后)
[2] 《东坡诗话》，并见《诸家评陶汇集》，附录；
[3] 《归园田居五首(一)》，卷二；
[4] 《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九)：“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卷三；《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上)(下)》，附录；
[5] 《归园田居五首(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卷二；
[6] 《本传》：“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于后。”并见《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上)(下)》，附录；
[7]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卷二；
[8] 《咏贫士七首》，卷四；
[9] 《乞食》，附苏轼读后语，卷二；
[10]《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卷三；《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道丧向千载”，卷二；
[11]《饮酒二十首并序》(二十)：“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卷三；《感士不遇赋并序》(序)：“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卷五；
[12]《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卷三；
[13]《咏贫士七首》(其二)：“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卷四；《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卷三；
[14]《荣木并序》(其二)：“贞诡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卷一；
[15]《归园田居五首(一)》：“…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卷二；
[16]《归去来兮辞并序》：“…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乐乎天命复奚疑。”，卷五；
[17]《陶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下)》，附录；
[18]《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卷三；《连雨独饮》：“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卷二；《感士不遇赋并序》：“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卷五；《饮酒二十首并序》(五)：“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卷三；《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加以真志不休，安道苦节。”
[19]《挽歌诗三首》，卷四；
[20]《形影神三首》(神释)，王世贞语附于诗后，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