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关‘意’与‘法’的辩证关系体现在哪些方面
在书法的具体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意”与“法”的辩证关系呢?苏轼提出的原则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此语出自苏轼的《书吴道子画后》,他说:
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抖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
在《跋吴道子地狱变相》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说:“道子画圣也,出新意于法度之外,寄妙理于豪放之中,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者耶.”虽然这里苏轼是直接就绘画来说的,但是,作为处理“意”“法”关系的实践原则书画则是相通的.
值得注意的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这前后两句话的意思是密切关联的,“出新意”与“寄妙理”、“法度之中”与“豪放之外”有明显的对应性联系.从行文上看,苏轼所谓“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只是直接用以说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而紧接着以“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来补充其语意.而下文“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是直接用以说明“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通过将例证以散行句式分别置于前后而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对仗并联,用意很显见,即在突出两句意义的关联.正因为是这样,这两句本来出自绘画评论的话才足以成为用来说明其书法实践正确处理“意”“法”关系的原则.它包括了两层意思:
第一,对于“意”的性质进行了限定.如前所述,“意”只是表示作者主观精神思想的范畴,而“新”的也未必都是好的,如苏轼所言的“妄出新意”,这种“新意”就是坏的.那么,如何衡量作者或书家自出“新意”的好坏呢?在这里苏轼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衡量标准,即是“妙理”.思想本无形,而一旦表现在作品中便有了可以评判的客观依据,作品能“寄妙理”于形象之中,则表明作者自出的“新意”与“妙道”、“常理”相吻合,当然是好的.反之,则为“妄”就不好.自然事物有“有常形”者,有“无常形”者.书法亦然.前人的法书,人人见之,皆可识其形迹,此如自然事物有“有常形”者,“世之工人”志于学者,或可曲尽其形,然无“新意”;而前人能自成一家者,书法则各有其面貌,但于不尽的变化之中必有共同的书法规律,即如自然“无常形”者而有“常理”,如果后来的书法家能于“无常形”的众家法书中妙悟其“常理”,“意”于“道”合,则其书法“无适而不可”,自会面目一新而不失“妙理”.这种“新意”,本出于作者对古“法”的把握之中.如同吴道子绘画贵在能于无穷的变化中而不失“自然之数”是一个道理.在书法,于“形”而言,有变化,为前人之所无,故为“新”;于“意”而言,源于“古”,得前人之“法”而独出之.因此,“于法度之中”而“自出新意”,正是苏轼所要提倡的.
第二,苏轼以“法度之中”与“豪放之外”相对应性,同样具有相互限定的含义,其意有二.一方面在于强调“豪放”要以把握“法度”为基础,如他在《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称吴画:“细观手面分转侧,妙算毫厘得天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另一方面也说明仅仅拘泥于“法度”则不足于自出“新意”寄其“妙理”.苏轼在《王维吴道子画》说:“道子实雄放,浩如海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巳吞.”而在《跋吴道子地狱变相》中,他又强调说:“道子画圣也,出新意于法度之外,寄妙理于豪放之中,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者耶.”苏轼谈论诗、文、书、画无不以“雄放”、“豪放”相标举,其认为吴道子之画首先以其“雄放”为特征,还有颜真卿的书法、李白的诗歌,还有他自己的诗、文、书、画都以“豪放”而见胜.所谓“豪放”从技术的层面而言,是无所顾忌,挥洒自如的,如危丁之解牛,游刃有余.“妙理”见于精微,“真放本精微”则“法”在其中;“新意”出于“法度”则非“法度”可以限量.苏轼这里所谓“豪放”从技术的层面而言强调了主体实践的高度自由,实际上,是要求作者或书法家不但不失法度,又能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法度”.其基本精神,正如清人刘熙载(1813一1881)在《艺概》所指出的:
东坡论吴道子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推之于书但尚法度豪放,而无新意妙理,末矣.
苏轼不但在理论上提出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正确处理“意”“法”关系的重要原则,而且以自己的书法实践证明了这一原则的可行性,成为北宋一代书家的楷模,促使北宋的书法从低迷走向振兴.由于苏轼有开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和卓越的理性思考,他的书法实践是高度自觉的.关于这一点,曹宝麟教授在《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中作了极为到位的分析.他指出,苏轼称赞“颜公变法出新意”对于正在酝酿的宋代书坛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苏轼虽然依托颜真卿,却选择了颜书中最适合自己性情的两种模式:楷书是《东方朔画赞》和行书《争座位帖》.其中关纽,苏轼在《题颜鲁公书画赞》中说得明白:
颜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
关于苏轼的楷书,黄庭坚的书法题跋里关于评述尤多,他说:
东坡少时规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毫劲多似之.
东坡尝自评作大字不若小字,以余观之,诚然.然大字多得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笔意,虽时有遣笔不工处,要是无秋毫流俗.……比来作字,时时仿佛鲁公笔势,然终不似子瞻暗合孙吴耳.
关于行书,苏轼于颜真卿书作中最为偏爱《争座位帖》(见图27).其《题鲁公书草》“昨日,长安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连一向对颜书颇有非议的米莆(1051一1108)也对此帖很赞赏,称此帖:“起草秃笔,字字意相连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外也,世之颜行第一书也.”为什么苏轼对颜真卿的《争座位帖》情有独钟,大约黄庭坚的评价最能说明问题,他说:“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其后杨少师颇得仿佛,但少规矩,复不善楷书,然亦自冠绝天下后世矣.”他还说:“尝评鲁公书独得右军父子超轶绝尘处.书家未必谓然,惟翰林苏公见许.”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夕.苏轼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敏锐地意识到作为唐人书法法度完备的代表,颜真卿雄秀独出而钟、王的“萧散简远”之趣则“益微”,同时也注意到颜真卿及整个唐代书法亦是由魏晋书法发展而来,与钟、王书法有一脉相承的联系,由此他发现了自己书法继承与创新结合的切入点.当世人漫无所取地争相效仿颜真卿书法时,苏轼则透过颜真卿把眼光投向一个法之未备而书写更为自由的时代,继续追求魏晋时代那种更能够表现自己主体精神的“萧散简远”的书法风格.然而这种追求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广涉唐代书法的同时去发现与魏晋相通的书法规律,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融唐人的“雄放宽博”与魏晋的“萧散简远”为一体.黄庭坚在《跋东坡墨迹》中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事实上,苏轼书法虽早年以王羲之为主要学习对象,中年以颜真卿为主要学习对象,但同时于其他书体苏轼也广采博取.黄庭坚在《跋东坡叙英皇事帖》中也说:“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许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然而,苏轼终归是卓然大家,书法自有个人鲜明的主体风格,是为“苏体”.其体势有唐人之“雄放宽博”,其意趣如魏晋之“萧散简远”,正是他本人提出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原则的实践证明,是书法中正确处理“意”、“法”关系的典范.
苏轼不但以自己的书法实践证明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重要性,而且也将这一正确处理“意”、“法”关系的重要原则体现在自己的书法批评中.一方面,他强调书法出新必须以法古为基础.在《论沈传师书》中,苏轼说:“传师虽学二王笔法,后欲破之自立,乃伤变主者也.近世人多学传师,又不至,但有小人跳篱蓦圈脚手,令人可憎.”在《跋沈辽、米芾书》中,苏轼又说:“沈辽少时本学其家传师者,晚乃讳之,自云学子敬.病其似传师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寻常人.近日米莆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沈辽(1032一1085)曾是北宋书坛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存世的墨本仅有作于元丰五年(1082)的《颜彩帖》(见图28)和作于元丰六年(1803)的《秋秒帖》(见图29),两帖所作时间只相差一年,风格却有较大的改变,前者通篇风格比较统一,大体如唐人书,大约如苏轼所说“本学其家传师者”;后者,行楷夹杂,很不谐调,当是苏轼所批评的“故出私意新之”的结果,虽然还不至于“不如寻常人”,但整体说来后不如前.可见“新意”如果不能出“于法度之中”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苏轼也反对一味地模仿前人、泥古不化.如《侯鳍录》卷八《东坡谓章子厚学书从门入》条记:
客有自丹阳来,过颖,见东坡先生,说章子厚学书印冷兰亭一本.坡笑曰:“从门入者非实,章七终不高耳.”
曾敏行(1117一1175)《独醒杂志》亦记之曰:
客有谓东坡曰:“章子厚印晦《兰亭》一本.”坡笑云:“工摹临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予尝见子厚在三司北轩所写《兰亭》两本,诚如坡公之言.
另,《砚山斋杂记》记:
蔡卞印晦《兰亭》一过,东坡闻之曰:“从是证入,岂能超胜?盖随人脚跟转,终无自展步分也!”
章悼(1035一1105)有《会稽帖》墨迹存世(见图30),蔡卞(1058一1170)有《雪意帖》墨迹存世(见图31),二人皆为新党的重要人物,是苏轼的政敌.苏轼对此二人书法的批评也许未必不带有感情色彩,但重要的是,它表明了苏轼在书法上反对一味临摹前人书迹而泥古不化的一贯立场.其言“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书法“出新意”必于“法度之中”,故“不学亦不可”,但法古的目的在于出新,“意”只存于“学”显然是不够的,所以说“学即不是”,何况只学一家只取一帖更无从得其“妙理”,无从自出“新意”,自然不高.
关于宋初书坛的状况,米芾指出: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尽之间,天纵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书无对,飞白入神,一时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学钟、王.至李宗谬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扁朴拙,是时誊录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帷趣时贵书矣.宋宣献公授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荆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
李宗愕为翰林学士20年,有《送士龙诗帖》存世(见图32),宋缓的书迹已无存留,韩琦(1008—1075)书法学颜真卿,存有墨迹《信宿帖》(见图33).由这些存世作品不难推想,宋代前期士人短视,学书“惟趣时贵”,是书坛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轼关于“意”“法”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极大地开阔了宋代士人书法的历史文化视野,他提出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原则,不但反映了苏轼本人书法的基本精神,也影响了北宋中后期的整个书坛.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苏轼,就没有北宋中后期书坛的振兴.
争座位帖
名称 争座位帖
作者 颜真卿(唐)
现状 原迹已佚，刻石存西安碑林。
《争座位帖》亦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为颜真卿行草书精品，唐广德二年（公元764）颜真卿写给定襄王郭英义的书信手稿。行草书，传有七纸，约64行古诗。
《争座位帖》与颜的《祭侄文稿》、《祭伯文稿》被合称为“颜书三稿”。与王羲之的《兰亭序》并称为“行书双璧”。此稿信笔疾书，苍劲古雅，为世所珍。
《争座位帖》原迹已佚，刻石存西安碑林。 北宋长安安师文以真迹模勒刻石（此本被称为“西安本”），因摹刻精妙且真迹失传，好事者皆以该本为据辗转翻刻，传世摹勒翻刻计有12种之多，故传世诸本以其最为所重。今北宋拓本已不传，南宋拓本亦稀如星凤。其中以国家图书馆馆藏北宋拓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上海图书馆藏南宋拓本比较有名。
《争座位帖》，是颜真卿在代宗广德二年(764)十一月致定襄王郭英义的信件稿本，内容是争论文武百官在朝廷宴会中的座次问题，“乡里上齿，宗庙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然而郭英义为了献媚宦官鱼朝恩，在菩提寺行及兴道之会，两次把鱼朝恩排于尚书之前，抬高宦官的座次。颜真卿在信中对他做了严正的告诫，甚至斥责他的行为“何异清昼攫金(白昼打劫)之士”。
手稿通篇刚烈之气跃然纸上。许多字与行还写得豪宕尽兴，姿态飞动，虎虎有生气。似乎也显示了他刚强耿直而朴实敦厚的性格。信中反映了颜真卿仗义执言，刚正不阿的精神。在艺术表现上，《争座位帖》全篇劲挺豁达，姿态飞扬，在圆劲激越的笔势与文辞中显现了他那刚劲耿直、朴实敦厚的人格，他血管里流的是盛唐文化的血，他心中高扬的是“精忠奉国”的自信大旗，在这种真情推动下，无怪乎在清代著名书法家杨守敬那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行书自右军后，以鲁公此帖为创格，绝去姿媚，独标古劲。何子贞至推之出《兰亭》上。”
王羲之是哪个朝代的人？他的字帖有那些？那欧阳询、柳公权、苏轼、颜真卿、米芾呢？
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年，或303—361年）字，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他认为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有一天清早，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乘一叶扁舟游历绍兴山水风光，船到县禳村附近，只见岸边有一群白鹅，摇摇摆摆的模样，磨磨蹭蹭的形态。王羲之看得出神，不觉对这群白鹅动了爱慕之情，便想把它买回家去。王羲之询问附近的道士，希望道士能把这群鹅卖给他。道士说：「倘若右军大人想要，就请代我书写一部道家养生修炼的《黄庭经》吧！」王羲之求鹅心切，欣然答应了道士提出的条件。这就是「王羲之书换白鹅」的故事。
二十岁时，有个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导家去选女婿。当时，人们讲究门第等级，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和侄儿听说太尉家将要来提亲，纷纷乔装打扮，希望被选中。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躺在东边的竹榻上一手吃烧饼，一手笔划着衣服。来人回去后，把看到的情况禀报给郗太尉。当他知道东榻上还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时，不禁拍手赞叹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啊！于是郗鉴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王羲之。这故事便成了「东床」和「令坦」两个典故。
在他身上出现的成语还不只这些，据说有一次，他把字写在木板上，拿给刻字的人照着雕刻，这人用刀削木板，却发现他的笔迹印到木板里面有三分之深。这就是成语「入木三分」的由来。
王羲之一生最好的书法，首推【兰亭集序】。那是他中年时候的作品。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得三月三日，人们必须去河边玩一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褉]。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一些文人，共四十一位，到兰亭的河边修褉。大家一面喝酒，一面作诗。
作完了诗，大家把诗搜集起来，合成一本【兰亭集序】，公推王羲之作一篇序文。这时王羲之已醉了，他趁着酒意，拿起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起笔来。这篇序文，就是后来名震千古的【兰亭集序】。此帖为草稿，28行，324字。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当时兴致高涨，写得十分得意，据说后来再写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个“之”字，写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十分珍爱，死时将其殉葬昭陵。留下来的只是别人的摹本。今人所见，皆为《兰亭序》临摹本。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很丰富，除《兰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谢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乐毅论》、《黄庭经》等。其书法主要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苔惊蛇”，王羲之的书法是极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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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
欧阳询（557一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他的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笔力险劲，结构独异，后人称为“欧体”。其源出于汉隶，骨气劲峭，法度谨严，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飘逸，笔画穿插，安排妥贴。楷书以《九成宫醴泉铭》等，行书以《梦奠帖》、《张翰帖》等为最著名。其他书体，也无一不佳，唐张怀瓘《书断》中说：
“询八体尽能，笔力险劲，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犹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宠之势，风旋雷激，操举若神。真行之朽出于大令，别成一体，森森然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水，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其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
虞世南说他“不择纸笔，皆能如意”。而且他还能写一手好隶书。贞观五年《徐州都督房彦谦碑》就是其隶书作品。他的书法，以隶书为最。究其用笔，圆兼备而劲险峭拔，“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其中竖弯钩等笔画仍是隶笔。他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十分严肃的程式，最便于初学。后人所传“欧阳结体三十六法”，就是从他的楷书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他的行楷书《张翰思鲈贴》体势纵长，笔力劲健。墨迹传世，尤为宝贵。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书法一本家传。父子均名声著于书坛，被称为“大小欧阳”。小欧阳《道因法师碑》，隶意更浓，然而锋颍过露，含蓄处不及其父。
欧阳询的书法早在隋朝就已声名雀起，远扬海外。进入唐朝，更是人书俱老，炉火纯青。但欧阳询自己却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依然读碑临帖，精益求精。
有一次，欧阳询外出游览，在道旁见到一块西晋书法家-索靖所写的章草石碑，看了几眼，觉得写得一般。但转念一想，索靖既然是一代书匠，那么他的书法定会有自己的特色。我何不看个水落石出。于是伫立在碑前，反覆地观看了几遍，才发现了其中精深绝妙之处。欧阳询坐卧于石碑旁摸索比划竟达三天三夜之久。欧阳询终于领悟到索靖书法用笔的精神所在，因而书法亦更臻完美观止。
常见欧书碑刻有：
1、《九成宫醴泉铭》：楷书，是欧阳询的代表作，学欧书多以此为范本，魏征撰文，唐大宗贞观六年。公元623年）立碑。书法严谨峭劲，不取姿嵋之态。
2、《虞恭公碑》全称《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也称《温彦博碑》：楷书，书此碑文时，已80高龄。唐大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立碑。
3、《皇甫诞碑》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宏议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也称《皇甫君碑》：楷书，是欧阳询年轻时的作品，无立碑年月，碑藏于陕西西安。
4、《化度寺塔铭》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
楷书，是欧阳询得意的作品，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立。
所创“欧阳询八诀”书法理论，具有独到见解。对明代人李淳的八十四法，清代人黄自元结构92法的著述，均有启示。其“八决”为：（点）如高峰坠石；（横戈）如长空之新月；（横）如千里之阵云；（竖）如万岁之枯藤；（坚戈）如劲松倒折，落挂石崖；（折）如万钧之弩发；（撇）如利剑断犀象之角牙；（捺）一波常三过笔。
相关碑帖：
化度寺碑
九成宫醴泉铭
虞恭公碑
张翰思鲈帖
皇甫诞碑
梦奠帖
卜商帖
道因法师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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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公权
柳公权(778年-865年)，字诚悬，唐朝京兆华原人，官至太子太师，世称「柳少师」。由於他也被皇帝封为河东郡公，因此后人也称他「柳河东」。他是颜真卿的后继者，后世以「颜柳」并称他们，成为历代书法的楷模。
作品特色
柳公权的书法在唐朝当时即负盛名，民间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他的书法结体遒劲，而且字字严谨，一丝不苟。在字的特色上，以瘦劲著称，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以行书和楷书最为精妙。也由於他作品独到的特色，因此，柳公权的书法有「柳体」之称。
著名作品
《李晟碑》
《玄秘塔碑》
《苻嶙碑》
《金刚经》
《神策军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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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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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唐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开元间中进士。安史之乱，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以社稷为重，亲赴敌营，晓以大义，终为李希烈缢杀，终年77岁。德宗诏文曰：“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在书法史上，他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其书初学张旭，初唐四家，后广收博取，一变古法，自成一种方严正大，朴拙雄浑，大气磅礴的“颜体”。对后世影响巨大。他的书迹作品，据说有138种。楷书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等，是极具个性的书体，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行草书有《祭侄稿》、《争座位帖》、《裴将军帖》、《自书告身》等，其中《祭侄文稿》是在极其悲愤的心情下进入的最高艺术境界，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米芾《书史》：“《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
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他一生忠烈杯壮的事迹，提高其于书法界的地位。
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自成一格，一反初唐书风，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人称“颜体”。 颜体奠定了他在楷书千百年来不朽的地位，颜真卿是中国书史上富影响力的书法大师之一。他的“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
●颜真卿
颜真卿，字清臣，京兆长安人。博学，工辞章。事亲孝。开元中举进士，又擢制科。调醴泉尉，累迁殿中侍御史。忤宰相杨国忠，出为平原太守。安禄山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使司兵参军李平驰奏。明皇大喜，即拜户部侍郎。肃宗即位灵武，真卿数遣使以蜡丸裹书陈事。拜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为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至德二年，朝于凤翔，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军国之事，知无不言。为宰相所忌，出为冯翊太守，改蒲州刺史。御史唐旻诬劾，贬饶州刺史。旋拜浙西节度使，召入为刑部侍郎。李辅国衔之，贬蓬州长史。代宗立，起为户部侍郎，除荆南节度使。未行，改尚书右丞。寻除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封鲁国公。与元载不合，贬峡州别驾，改吉州司马，迁抚、湖二州刺史。载诛，擢刑部尚书，进吏部。卢<*木巳当国，益恶之，改太子太师。李希烈陷汝州，<*木巳奏遣真卿往谕，拘胁累岁，不屈而死。赠司徒，谥文忠。真卿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称，而独曰鲁公。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诗一卷。（百度国学）
●颜真卿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开元进士，迁殿中侍御史，为杨国忠所恶，出为平原太守，故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唐德宗时李希烈叛乱，宰相卢杞衔恨使真卿往劝谕，为希烈所留，忠贞不屈，被缢杀。颜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颜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工于尺牍。五世祖颜师古是北齐著名学者，著有《颜氏家训》。颜真卿年少时家贫缺纸笔，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笔法，又汲取初唐四家特点，兼收篆隶和北魏笔意，完成了雄健、宽博的颜体楷书的创作，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颜真卿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美誉。
宋欧阳修评云：“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朱长文也赞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颜体书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以后很多名家，都从颜真卿变法成功中汲取经验。尤其是行草，唐以后一些名家在学习二王的基础之上再学习颜真卿而建树起自己的风格。颜真卿的主要作品有：
1、东方朔画像赞：《东方朔画像赞》的楷书作品有两件，其一传为王羲之小楷，另一为颜真卿的大楷。此碑额篆“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唐天宝十三年十二月立于德州，时年颜真卿四十六岁。苏东坡曾学此碑，并题云：“颜鲁公平生写碑，唯此碑为清雄。字间不失清远，其后见王右军本，乃知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明人有云：“书法峭拔奋张，固是鲁公得意笔也。”
2、祭侄文稿：行草书。安史之乱，鲁公堂兄颜杲卿任常山郡太守，贼兵进逼，太原节度使拥兵不救，以至城破，颜杲卿与子颜季明罹难。所以文中说“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事后鲁公派长侄泉明前往善后，仅得杲卿一足、季明头骨，乃有此作。时年鲁公五十岁。书法作字向有字如其人之说。鲁公一门忠烈，生平大节凛然，精神气节之反应于翰墨，本稿最为论书者所乐举。此帖本是稿本，其中删改涂抹，正可见鲁公为文构思，始末情怀起伏，胸臆了无掩饰，所以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所有的竭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通篇使用一管微秃之笔，以圆健笔法，有若流转之篆书，自首至尾，虽因墨枯再醮墨，墨色因停顿初始，黑灰浓枯，多所变化，然前后一气呵成。元代张敬晏题跋云：“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
3、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天宝十一年(752)四月廿日建，岑勋撰文，颜真卿书丹，徐浩题额，史华刻字，现藏西安碑林。碑文写的是西京龙兴寺和尚楚今静夜诵读《法华经》时，仿佛时时有多宝佛塔呈现眼前，他决心把幻觉中的多宝佛塔变为现实，天宝元年选中千福寺兴工，四年始成。在千福寺中每年为皇帝和苍生书写《法华经》、《菩萨戒经》，这在佛教史上，有特殊的意义。此碑是颜真卿早期成名之作，书写恭谨诚恳，直接二王、欧、虞、褚遗风，而又有与唐人写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说明颜真卿在向前辈书法家学习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从民间的书法艺术吸取营养。整篇结构严密，字行间有乌丝栏界格，点画圆整，端庄秀丽，一撇一捺显得静中有动，飘然欲仙。是他继承传统的作品。《书画跋》：“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撰史家鼻祖。”
4、麻姑仙坛记：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楷书。颜真卿撰文并书。时颜真卿在抚州刺史任上，正值其仕途失意之际，故时有问道向禅之心。当年四月游览南城县麻姑山并撰文记述麻姑得道成仙之事，即是此时心情的反映。此碑庄严雄秀，历来为人所重，是颜体代表作之一，为颜真卿六十多岁时的作品。此时颜真卿楷书风格已臻完善，欧阳修《集古录》中说：“此碑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
5、颜勤礼碑：此碑全称《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公神道碑》。颜勤礼乃颜真卿曾祖父，颜真卿撰并刊立此碑时，年七十一岁。除《集古录》、《金石录》著录外，他书无言及者。现藏于西安碑林。此碑因久埋土中，故未受损，历历如新，雄迈遒劲能传颜书之本来面目。
6、中兴颂：全称《大唐中兴颂》，楷书。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于摩崖，时年六十三岁，现在湖南祁阳县浯溪。元结是唐代著名文学家，罢官后居于浯溪，溪边山岩峰峦叠障，石壁嶙峋。《中兴颂》就刻在其中最大的一块石壁上。此文记平安禄山之乱，颂唐中兴之事。此刻石书风磊落奇伟，石质坚硬，经千年尚保存完整。《集古录》称赞此摩崖刻石“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广川书跋》评为：“太师以书名，中兴颂尤瑰玮，故世贵之。”
7、颜家庙碑：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右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建中元年(780)七月立，碑在陕西西安。明赵涵《石墨镌华》云：“此书结法与《东方赞》正同，劲节直气，隐隐笔画间。”王世贞云：“余尝评颜鲁公《家庙碑》以为今隶中之有玉筋体者。风华骨格，庄密挺秀。真书家至宝。”
8、争座位帖：亦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行草书。是唐广德二年(764)颜真卿与郭英之书信稿。宋时曾归长安安师文，安氏以此上石，石现在陕西西安碑林，墨迹不传。苏轼曾于安氏处见真迹赞曰：“此比公他书犹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此帖为颜真卿行草书精品。通观全篇书法，一气贯之，字字相属，虎虎有生气。此稿系颜真卿因不满权奸的骄横跋扈而奋笔直书的作品，故通篇气势充沛，劲挺豁达，字里行间横溢着粲然忠义之气，显示了颜真卿刚强耿直、朴实敦厚的性格。迄今一千余年，读之莫不令人肃然起敬。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于词句间，本不着意于笔墨，却写得满纸郁勃之气横溢，成为书法史上的名作。后世以此帖与《兰亭序》合称“双璧”。
9、自书告身帖：楷书。书法苍劲谨严，结衔小字亦一丝不苟，清淡绝伦。詹景风称此书：“书法高古苍劲，一笔有千钧之力，而体合天成。其使转真如北人用马，南人用舟，虽一笔之内，时富三转。”董其昌谓：“此卷之奇古豪放者绝少。” 此帖字里行间可体会出颜书行笔的气韵和结体的微妙变化，是后人学习楷书不可多得的良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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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狱外史等。据《宋史》及有关记载，米芾“召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擢礼部员外郎”。但因其“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由此可见，米芾在官场上并不得意。
米芾在书画方面，有着殊人的才华，与苏轼、黄庭坚、蔡蘘，书法史称“宋四大家”。其书“沉着飞翥，得王献之笔意”；苏轼赞曰“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黄庭坚赞曰“如快剑斫阵，强弩射潜力……书家笔势，亦穷于此”。其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所创“米家云山”，史所称道。看来，米芾是一位既尊重传统而又标新立异的书画大家。在文学方面，“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
米芾爱石，曾对一块奇形巨石“具衣冠下拜”、“呼之为兄”。据说鉴赏奇石以“瘦、透、漏、皱”为标准，是他首倡。
米芾“精于鉴裁”、“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他既是一位文物鉴赏专家和收藏家，又是一位赝品制作专家。
米芾“性好洁，世号水淫，行多违世异俗，人称米颠”。
米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史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