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噪一时的民国三大女流氓
“流氓罪”早被废止，“女流氓”一词更是空有其名，即便网络上至今流传着如涂羹残饭般的所谓“女流氓语录”，也多是些持心炼己式的自我调侃。
而民国时期，就出现过沈佩贞、林桂生、佘爱珍三大女流氓。只是“女流氓”这称呼在当时仅是坊间私下言来语去耳鼓相接，报刊上则一律将之称作“女豪杰”。
报馆与“女豪杰”间似乎总是纠纷不断，彼时为迎合读者，报馆不断爆出各种花边，结果招来的不是被上门撒泼，便是报馆被打砸、记者遭暴打。
如唐群英摘国光新闻招牌捣毁长沙日报、潘连璧大闹并起诉亚细亚报、沈佩贞因国民公报将她的名字与金秀卿、梅兰芳并列而大闹一场。最哄动的，是沈佩贞大闹神州分报馆，痛打该报记者。
三大女流氓中沈佩贞名头最响，且花边无数，行事举步生风一言不合即揎拳舞袖，极其泼辣豪横。民国黎元洪、孙中山二位总统及后来称帝的袁世凯，面对她时也是相当的无奈。
按时下的说法，沈佩贞是自带流量，整出的事每回均直冲热搜。武昌起义打响时，她在天津策划起义。1912年初，杭州女子敢死队解散后，又另立山头招募五百女兵，独自组建女子北伐军，声言要赶走皇帝小儿。
只是这支每日勤加操练的北伐军还没来得及动身，2月12日便传来溥仪的退位诏书，只好原地解散，女兵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已名声在外的沈佩贞则选择到武汉拜见黎元洪。
不料，见面后二人玩起了暧昧，且被黎元洪家中的醋坛子如夫人危红宝得知，旋即上演了一出“狗血大戏”。外头的沈佩贞要黎元洪负责，而如夫人则死活不肯哭闹不止。
家中搅得鸡飞狗跳的黎元洪，被折腾得烦不胜烦，为尽早平息这场闹剧，只好私下拿出一万大洋，将沈佩贞送出湖北。离鄂进京后，沈佩贞的连串举动再次引起哄动，令人瞠目结舌刷新认知。
为了要跟男子一样拥有平等的参政权利，沈佩贞参加了由唐群英等人成立的男女平权维持会。1912年8月，同盟会在北京湖广会所举行改组会议。
与会的沈佩贞本以为参加会议后，便可顺利走上从政之路，可等宋教仁念完全部章程，根本就没关于“男女平等”的内容。感觉被戏弄的沈佩贞在会场上破口大骂，扯上唐群英冲上了主席台，不由分说照着宋教仁脸上就是两巴掌，会场当即一片混乱，被掌掴的宋捂着脸落荒而逃。
甚至，气愤难平的沈佩贞抄着家伙强闯临时参议院，要求审议妇女参政权。遭拒后，沈佩贞一不做二不休，将参议院内的玻璃窗全给砸了。闹出这样的大新闻后，最终还得孙中山出面圆场。
立志从政心有不甘的沈佩贞，其后又通过认干爹的方式，借机接近袁世凯，终成总统顾问，每月得薪水四百，其母生日还例送八百元，在正阳门外西砖胡同居所的租金也一并报销。
虽有了顾问的身份，可行事仍一如既往不加收敛，北京的报纸甚至直斥其非。如国华报题为“沈佩贞撒泼之怪象”、神州报社的“大闹醒春居”等报道。
大闹神州报后，袁世凯开始刻意疏远。原本袁佩贞可以自由进出总统府，后来袁世凯吩咐守卫，未经他同意袁佩贞不得进入总统府，且安排两个士兵在袁佩贞门前站岗，名义上是保护她的安全，实则是禁锢。
袁世凯去世后，有说袁佩贞便从此消失。实际上，她南下广州与国会议员魏肇文同居，后二人又因生活费而闹上法庭，再次哄一时，官司完结后，袁佩贞这位“洪宪女臣”踪影全失，再无任何消息传出。
三大女流氓中的林桂生，生于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于1981年104岁时去世。在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的眼里，她是自己人生的贵人。有说她是上海滩无恶不作的青帮创始人，可这说法并不准确。
青帮最早出现于清代，人员的组成均为运河流域的漕运水手。清咸丰年间，这部分约二三十万人员一分为三；有的加入太平军、有的成了纵横淮河流域十八年的捻军中的一员、另有安东、清河两县人员自成一支。
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失败后，上述人员与贩盐的“青皮党”混在一起，最终形成所谓的“青帮”。1876年6月15日《申报》上的报道称: “嘉庆、道光年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必上岸滋事，成窃或盗、无恶不作”。
清末民初，青帮与大量移民一道涌入上海，各色人等混杂，同时也滋生大批游民、地痞，且华洋界区交接处出现大大小小的“三不管”地带，成了不法之徒“灰色产业”的滋生地。
而当时的情形是“几无一流氓不入青帮”，林桂生、黄金荣等仅是其中之一，要说林桂生是上海青帮创始人，未免夸大了。
林桂生与黄金荣结为夫妻，是各怀目的相互利用。初出茅庐的黄金荣，最早在俗称老北门的晏海门一带混，后到华法交界即今人民路至八仙桥一带后，其势力渐大。
1892年，因警力不足，巡捕房接纳流氓头目黄金荣，其后得以升迁至华人唯一督察长。而十八岁时的林桂生，从老家苏州到了五光十色的大上海，一番闯荡后嗅到了一丝的“商机”。
她先回苏州老家，将物色到的十几名美女领到上海，经营了一家名为“烟花间”的青楼。短短两年时间，便成了上海青楼的“佼佼者”，并联合其他十家最有实力的组成联盟，号称“十姐妹”，且以“老大”自居。
黄金荣在巡捕房时，其地位人脉、地盘势力等均不及以沈杏山为首的“大八股党”，而林桂生往来于风尘，深知要长久经营下去，须找一个靠山。因此，黄金荣便进入了她的视线。
二人结婚时，林桂生卖掉“烟花间”，把得到的五万大洋用作支持黄金荣，以其精明的手段，扶持丈夫从一个“流氓小亨”变身为旧上海的“流氓大亨”。
只是，成了“大亨”的黄金荣，在五十岁时，看上了一手捧红的露兰春，为迎娶露兰春逼着林桂生离婚。讽刺的是，林桂生当初以五万元支持丈夫，在背后出谋筹策，坏事没少做，离婚时能拿到的竟是同一数额。
离开黄金荣的林桂生算是彻底退出，自此不问江湖事，不念风月情。一年多后，露兰春卷跑了黄金荣大半的财产，人财两空的黄金荣后悔莫及，虽多次要求与林桂生复合均遭拒绝。1981年，隐居上海西摩路老房子的林桂生孤独地离开人世。
祖籍广东的佘爱珍曾自嘲: “穿破十条裙，不知丈夫心”。确实，这位名噪一时心狠手辣的女魔头，一生与渣男为伍。父亲佘铭三以茶叶起家，佘爱珍出生时家境颇为殷实，妥妥的“富二代”。
只是，自小性格好斗且不喜读书。长大后，在某饭局上，被一吴姓富家子弟借机将其灌醉，二人一起后不久，佘爱珍便怀有身孕，吴家算是捅了马蜂窝，佘爱珍隔三差五便上门吵闹，吴家无奈只好同意这门亲事。
儿子的出生，让佘爱珍有了寄托，一门心思放在儿子身上。不料，九岁时儿子得了猩红热不幸夭折，眼见丈夫依旧终日寻花问柳，一怒之下，佘爱珍搬离吴家。
娘家回不去，夫家不愿呆，片瓦遮头有口饭吃成了头等大事。佘爱珍放下身段，到上海三大骗子之一的施德之家中当丫头，由于能说会道且颇有姿色，被施德之纳为妾。
共同生活后，佘爱珍发现施德之是个“娘炮”，全然没有半点儿男子气概，将余生托付给这样的人并不可靠。于是，再次放飞自我拂袖而去。
再次现身时，佘爱珍已是旧上海滩赌场唯一的摇缸女郎。人美、会说话，名头渐渐打响，更获青帮季云卿青睐，将其许配给流氓吴四宝。
1939年3月，由日本侵略者亲自指定的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现万航渡路435号)的一幢洋房里，成立了臭名昭著的“伪76号特工总部”，简称“76″号，由汉奸李士群、丁默邨直接指挥。
成立之初，因人手不足，李士群等求助于青帮头目季云卿。最终，吴四宝带着三百流氓加入，并任特工总部警卫总队副总队长，他也成了青帮内最大的汉奸。
“76号”魔窟仅在1939年至1943年间，便制造出暗杀、绑架事件多达三千余起。佘爱珍经常参与活动，与丈夫狼狈为奸坏事没少做。甚至，佘爱珍在当时上海人的眼里，是令人既恨又怕的“76号母毒蛇”。
1942年，杀人如麻的吴四宝被毒杀，有说是日本人干的，而在汉奸胡兰成撰写的《今生今世》中，认为是李士群下的毒。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藏匿于浙江乡村的佘爱珍被捕，判刑七年。1949年，保释出狱后到达香港。
五年后辗转到了日本，与有着“民国集邮男”之称的汉奸胡兰成结婚，且经营毒品、妓院。1981年，胡兰成去世后，佘爱珍不久后也在孤独中死去。
(本文同时发表于今日头条、百家号、企鹅号)
民国三大女流氓是谁
第一个，佘爱珍。她从小就不听话，整日里喜欢打架，上了初中之后更是和社会上的混混走在一起，歌舞厅和电影院是她最经常去的地方。在15岁的时候就怀上了一个吴姓富二代的孩子，可是这个阔少不愿意娶她，俩人之间发生关系也是一场意外。于是佘爱珍的父亲便劝她孩子打掉，回到学校里面认真的读书。可是她不听还通过自己的手段嫁给了这个富二代，不久孩子就出生了，但是命不好几个月之后就死掉了。本来就对她没有兴趣的吴姓阔少在后面更是冷淡，俩人最后离婚。而此时家里的父母也不愿承认这个女儿。无奈之下佘爱珍选择去上海打拼。在这个她加入了青帮，并且成为“杀人魔王”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经常和一些阔太太打牌，通过她们了解到其丈夫的行踪，以此来帮助吴四宝开展绑架工作，甚至还参与青帮很多事情的谋划。
第二、林桂生。她从小就长得特别漂亮，二十多岁的时候开了一家妓院，通过这个得到了很多的钱财和能力，后来遇见了黄金荣。俩人一起创立了青帮。而林桂生通过自己在黑白两道的关系给青帮找了很好的保护伞，于是在上海青帮迅速的发展起来，什么样的事情都做。而且林桂生在看人方面特别的准，后来有名的枭雄杜月笙就是她挑出来的。作为这样一个帮派的女主人她当时的名气非常大，青帮的人都叫她大嫂。
第三、沈佩贞。她早年的时候便去了外国留学，所以受到外国思想的影响很深，回国后不久就创立了女子尚武会，培养了一批非常有能力的女特务，得到了对方的认可。但是在1912年制定的《临时约法》里面却不允许女子参政，于是沈佩贞非常不服气，在多次协商没有结果后，她带着自己的手下大闹了当时宣读新章程的大会，最后被袁世凯强行解散。于是她改变自己的道路，转而去支持当时解散她组织的袁世凯，并且得到了他的赏识。还来惹上了官司跑掉了，从此也失去了她的消息。
唐群英的轶事典故
尽管后来同盟会筹备大会签字的档案材料丢失，早期公开见于记载的回忆与会人员名单里没有唐群英，但唐群英晚年却向后人回忆了这段历史，只是到近 年才见记载。而另一同盟会早期女会员何香凝回忆自己是在8月7日加入同盟会，被多位史家认为是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提出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应该是唐群英，近 年，衡阳学者盛明明提出，唐群英非但是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还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因为她参与了同盟会创办的全过程。 同盟会以华南为活动基地时，发现当地半数人口为妇女，为发展组织、吸收女学生和家庭妇女，遂于“驱除鞑虏”等十六字政治纲领外，增加了诸如提倡女权、反对家庭专制、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做妾、反对缠足之类的新口号，并针对女性开展宣传工作。对于饱受封建家庭压迫、对旧式婚姻不满的青年妇女来说，那些提倡女权的宣传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内出于私心并迎合封建势力的需要，取消了同盟会政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不让女子参政。由此，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论争。唐群英“慨以女权运动领袖为己任”，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1912年2月20日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的“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体，在南京开会，决议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在此期间，唐群英等女界代表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这些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 “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后，一再上书参议院，阐明男女平等大义，明确提出“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或不须订明，即将本国人民一语，申明系包括男女而言，另以正式公文解释宣布，以为女子得有参政权之证据”。可是，当年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竟对这个要求置之不理，女界愤慨万分，1912年3月19日临时参议院正开会，唐群英、张汉英率领一群女豪杰涌入议事厅，要求参政权。对此，当年《时报》有如下报道： 十九日南京参政同盟会唐群英女士等三十余人，以武装的状态入参议院，要求女子参政权，声势甚为抗敌。参议院数十人均手足无措。旋告以现 在约法案系暂定，俟政府整理完全时，当局再议之，百方慰劝，诸女子始敛威以去。 二十日下午，唐群英等诸女士又往参议院，该院禁不令入，唐女士等遂将玻璃窗击破，手皆溢血，警兵往阻，女士等足踢之仆地。 二十一日早九时，女子同盟会唐群英仍偕女同志等至参议院，该院落已派卫兵驻守，强不令入。唐女士等亲至总统府谒见孙总统，备诉该院派兵阻止之事，谓该院用兵驻守，女同志等亦必请派兵保护女士等入院；并力邀孙总统出席议院，提议此事。孙总统允代向该议院斡旋，当即令女公子前往。……该院允许由女子同盟会再具一呈后，即将约法提议。 这个时候，广东、湖北、淅江等地方性的女子参政活动也十分热烈，广东女子的参政要求因为得到了男性当权者——军政府都督胡汉民的支持，临时议会通过议决“许女子以参政权利，与之代议士员额十名，由女界自行举出”。后来，因为受到《临时约法》的影响，在正式公布省议员选举法时女子的参政权又被取消。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简洁而不失隆重，但同盟会的两位大佬居正和宋教仁，也就是即将走马上任的内务部次长和法制院院长，却令人意外地迟到了。这真不能怪他们，都是一群女人闹的。本来居正早早地就赶到了宋教仁住的龙公馆，邀约他一起去参加大典。没想到刚要出发，就被女子北伐队队长林宗雪率领女兵挡住了去路。林宗雪手按佩剑，要求宋教仁答应赋予女子完全参政权，否则便不让他们出门。好说歹说，纠缠了许久，女兵们都置之不理，焦急的宋教仁忍不住大声喝叱道：“大总统今日就职，你们不去排班护卫，已经失礼，向我要求，更是无理取闹。快去总统府，高呼万岁！” 听得他如此说，林宗雪冷笑几声，转身率队离开，两位焦头烂额的先生这才匆匆赶往总统府。 到了地方一看，就职典礼已经完成，现场早就人去楼空。好不容易找到秘书长胡汉民，见面便询问为何来迟，两人少不得要把女将堵门的狼狈情形说与他听。宋教仁余怒未消，愤然说道：“她向我要求参政权，岂不好笑！”胡汉民则以调侃回应：“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龙公馆不比这处快活得多么？”三个男人相视大笑，握手称贺，共祝革命大业成功。女人们要参政权这点小“麻烦”，自然不再放在心上。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对于女子参政运动采取了更加富于弹性的、既压制又安抚的态度。当得知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准备随参议院北上请愿时，袁世凯致电国务总理唐绍仪，认为女子参政权“可否遽行于中华民国，自应听候参议员全体核议，该女子等不得有强制行为”，希望唐绍仪能够阻止她们进京请愿，“准其举定代表一二人来京，不得令其全体北上，以免种种窒碍”。尽管如此，袁世凯对女权运动的头面人物，还是采取了高调安抚的态度。吕碧城、唐群英、沈佩贞等人，都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的女性顾问。 相比之下，革命党内部反而表现出更加顽固僵化的男权倾向。1912年3月3日，同盟会由地下秘密会党组织改组成为公开政党，其政纲第五条明确标榜“主张男女平权”。同年8月，同盟会在宋教仁、张继等人的主持下，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组建作为现代议会政党的国民党，他们为了在重组整合过程中向其他党派表示妥协，主动删除了“主张男女平权”的政纲条款，此举引起同盟会内一部分激进女会员的强烈抗议。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在这个本该喜气洋洋的场合，却发生了“掌掴宋教仁”事件。据称动手打人的有唐群英、王昌国、沈佩贞等十余人。 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一下。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唐群英、沈佩贞、王昌国等人再到会场，“怒目戟手，势甚汹汹”，严词诘问何以将“男女平权”政纲删除，认为此举“辜负昔日女同盟会员之苦心”，强烈要求在国民党政纲中重新加入“男女平权”一条。此议当场交付大会表决，因为只有极少数人表示赞成而没有通过。孙中山在演说中专门说明国民党新政纲未列男女平权，系合并各党有不尽赞同之故。他认为男女平权“当暂缓”，奉劝女子当以国事为重：“男女平权深合真理，此时政纲虽未列入，若国家文明进步，必能达到平权之一境；如无进步，即男子尚恐失其平等之权利，况女子乎？” 在得不到在场人士积极响应的情况下，“唐等犹不甘服，谓男子挟私把持，压抑女子，更向孙（中山）质问，其言终不得要领。忽唐等行至宋教仁坐地，遽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众大哗，斥其无礼” 。 上述文字出自国民党系统的上海《神州日报》1912年8月28日的新闻报道《国民党成立大会纪事》。在上海《申报》8月31日的新闻报道《二十五日之湖广馆》中，另有这样的介绍文字：“唐女士牵一青年女子揪撮宋教仁之短发，而以手左右批其颊，全场大骇。” 为“誓以死力”达到此目的，1912年10月22日北京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各地设分部，唐群英被推举为本部总理，王昌国等为协理。 此时，在参议院拟定的《国会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女子全然没有。唐群英等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捍卫女权的要求与全国上下正在兴起的“讨袁”运动结合起来：“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不必承认袁者为大总统”。 她们还创办了以参政为主要内容的《女子白话报》，抨击：“欺压女界实在太甚，所订的议院选举权，没有女子的选举权，便是将吾二万多同胞一概抹煞了”。呼吁妇女一次争不到，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三次四次，乃至无数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此举激怒了袁世凯。在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后，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等人。在反对派的四面讨伐声中，妇女参政运动整体败北，各种妇女参政团体开始烟消云散，其领袖人物在封建浪潮的席卷中，迅速分化瓦解。不得已，唐群英离开北京，回到湖南继续办学、办报，宣传男女平权。中国妇女史上首次具有独立意义的参政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徐宗汉的轶事典故
1907年，在丈夫去世之后，徐宗汉挥泪作别一对儿女，到南洋槟榔屿与二姐徐佩瑶会合。在中华女子学校里，为了更好地与孩子们与家长交流，徐宗汉开始自学马来语。就像当年学英语一样，没有任何基础，谈不上有什么正规的指导，全凭一腔热情。不到半年，能以马来语与人交流会话。二姐许佩瑶赞赏：“小妹，你不愧是语言天才啊！”如果不出意外，徐宗汉本可以在杏坛耕耘。在槟榔屿，徐佩瑶、徐宗汉与孙中山邂逅了，巧合的精妙一如他们曾经在澳门的不期而遇。孙中山是来向华侨筹款的，同行者是他的朋友和战友黄兴—也就是后来与徐宗汉成了伉俪的那个湖南人。未及正题，徐宗汉首先要作翻译。孙中山、黄兴人生地不熟，又听不懂马来语，她自然成了向导；黄兴听不懂华侨的广州白话，徐宗汉便不厌其烦地翻译；孙中山经常听不明白黄兴的湖南官话，又逼着徐宗汉学会了湖南话，像模像样地作同声翻译。孙中山赞不绝口，黄兴感激不尽。临别的时候，孙中山对徐宗汉说：“你有如此出色的能力，应该满天飞，去筹钱，去革命！” 身负孙中山信任和重托的徐宗汉在1908年秋取道香港返回广州。为稳妥、高效地开展革命活动，徐宗汉在李家附近自辟门面，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创设审美画会、受贞阁裱画店。 1909年秋冬间，为筹备广州新军起义，受黄兴派遣，徐宗汉与陈淑子（胡汉民夫人），李自屏（冯自由夫人）由香港出发，取水路秘密携带军火前往广州。上船后，大量行李堆放在船舱女客室旁，行囊中装满了炸药子弹，被褥内藏有青天白日旗。陈淑子、李自屏提心吊胆、坐卧不宁，徐宗汉为了安抚她们，同时避免敌人怀疑，于是滔滔不绝地论服装、讲化妆、谈姨太太争风吃醋一类的市并话题，表现得安之若素。在运送的这批枪械弹药中，以体积较大，又不可重压的手榴弹、大型炸药的装运较为麻烦。徐宗汉灵机一动，将手榴弹取出后成捆成捆地包好，藏在一只只马桶内。有一次碰上突然检查，仓皇中徐宗汉只得一屁股坐在马桶上，叫随行的冒充自己儿女的孩子们对检查人员说“妈妈在上马桶”，骗过了敌人。 在随后的黄花岗起义中，徐宗汉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起义前，她率领侄儿李沛基、李应生等人在香港摆华街机关负责全部炸药及军械的保藏运送工作。枪械购自日本，因为秘密交易时来不及验货，运送过程中又有磕磕撞撞，很多枪械，手榴弹在拆卸过程中出了毛病。徐宗汉敢为天下先，自己找来一些技术书籍研习修理技术，不断进行参考比照，后来连炸药制造、炸弹装配这些专业技术也都了然于胸，成了自学成才的炸弹专家。临近起义时，为了将弹药顺利运进广州市内，徐宗汉又导演了一出“革命新娘”的经典斗争故事。在广州河南西峡，她借一颜料作坊为掩护，自己则扮成作坊外嫁的新娘。两百多号革命战士扮作迎亲的队伍，在喧天的锣鼓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取出已先期装在颜料罐里的武器零配件，洗净后以明办嫁妆、暗运武器的办法，先将武器运送至大石街一所秘密机关，再由别的同志将武器弹药分送至广州各处。黄花岗起义中的绝大部分炸药都是由徐宗汉领导的分机关组装及运送的，孙中山，黄兴知道后无不以她为奇女子。特别是她作革命新娘的传奇故事很快传到了当时的敢死队队员耳中，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必胜的信心和决死的斗志。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新式女子教育产生发展，辛亥前后在社会上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新知识女性。她们关心国事，振兴女学，创办报刊，组建女性团体，办实业，投身反清革命，争取男女平权，使女界呈现一派活跃气象。因此，妇女的觉醒成为当时中国最亮丽的风景。 女权运动的开路先锋，除耳熟能详的秋瑾、何香凝外，还有湖南的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蔡蕙（蔡锷之妹），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锐志和尹维峻姐妹、沈佩贞，广东的徐宗汉、张竹君、张昭汉（后改名张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吴木兰，江苏的吴芝瑛等人。不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运动只限于一部分先觉知识妇女，未能唤醒广大劳动妇女一道投入到斗争中去，纵然有思想和热血，不免力量单薄，敌不过传统社会的歧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话，那么同样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斗争的巨大启蒙作用。辛亥时期，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在先进妇女惊世骇俗的言行中，封建礼教的根基有相当大的触动，社会习俗、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因之发生了根本变化。 徐宗汉与黄兴的爱情故事颇富传奇色彩。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作为起义的总指挥，率队进攻两广总督府。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在与清军的血战中，黄兴身负重伤。在机关隐蔽时遇见在此接应的女同志徐宗汉，并得到徐宗汉悉心关照。4月29日，徐宗汉为黄兴改装，避过清兵盘查，从十字码头护送黄兴乘船到香港。黄兴在香港动手术时，医院需要病人家属签字，徐宗汉无奈只好以妻子名义签字。 在徐宗汉的细心照顾下，黄兴身体逐渐恢复。在此期间，他们两人感情日增，最后终于结为夫妻。 1911年武昌爆发，黄兴接宋教仁急电，急忙与徐宗汉一道离港赴沪，前往武昌，准备亲自指挥革命军战斗。然而这时沪、宁及沿江口岸的清军查验极严，很难过关。徐宗汉只得求助于在上海开设医院的张竹君。张竹君立即出面组成赤十字救伤队，黄兴和徐宗汉乔装打扮成医疗人员混入其中，与宋教仁、陈果夫等一道开往武汉战地。到达目的地后，黄兴立刻投入了战斗，而徐宗汉则冒着炮火救护伤兵，并协助张竹君在汉阳设立临时医院。11月27日，清军反攻，汉阳失守，长江被清军封锁。徐宗汉与张竹君借赤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渡江到武昌。此后，徐宗汉又陪同黄兴前往光复后的上海、南京，并参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黄兴在南京主持讨袁工作，他在繁忙中还写信给在上海的徐宗汉：“弟（宗汉）在家保育儿辈，我极心感……吾责至大、至危、至暂，汝责至细、至久、至难，然则汝之责任艰巨于吾乎！” 战火成就了一双患难夫妻，斗争自始至终贯穿于二人的爱情和生活中。黄兴在病危时对探望的朋友说：“她不是内助，她根本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战友，而且，她的能力比任何男人都强，尤其是比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