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口出生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根据(甘肃省)天水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红黑统计公报库 (hongheiku.com)显示张家川县常住人口为244406人，年龄结构中0-14岁占比28.07%，15-59岁占比56.81%，60岁以上占比15.12%，65岁以上占比11.8%。
2019末2020初全县总人口345008人，其中乡村人口318920人。省统计局评估，全县常住人口为29.81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06万人，农村常住人口21.7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4.28‰【摘要】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口出生率【提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根据(甘肃省)天水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红黑统计公报库 (hongheiku.com)显示张家川县常住人口为244406人，年龄结构中0-14岁占比28.07%，15-59岁占比56.81%，60岁以上占比15.12%，65岁以上占比11.8%。
2019末2020初全县总人口345008人，其中乡村人口318920人。省统计局评估，全县常住人口为29.81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06万人，农村常住人口21.7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4.28‰【回答】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有多少人口
24.4万人。根据查询百度百科最新数据得知：截至2021年末，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常住人口为24.4万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甘肃省天水市辖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天水市东北部，地处六盘山南延地段、陇山西麓，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毗邻5个县（市），总面积1311.8平方千米。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主要景点有云凤山风景区、宣化岗拱北、街亭遗址西梁子森林公园、卧龙山老庵寺。 [6] 2018年9月25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入选“2018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
张说的轶事典故
武则天晚年，张昌宗构陷魏元忠与高戬谋反，并许给张说高官厚禄，让他作证。 武则天询问张说，张说还未答话，魏元忠道：“你想和张昌宗一起陷害我吗？”张说怒道：“你身为宰相，怎会说出这种陋巷小人的言语！”这时，张昌宗在一旁急忙催促张说，让他赶快作证。张说道：“陛下看到了，张昌宗在陛下面前，还这么逼迫我，何况在外面呢！我没有听说过魏元忠要造反，是张昌宗逼我做伪证。”张易之急忙大声道：“张说与魏元忠是共同谋反！”武则天追问详情，张易之回答道：“张说曾经说魏元忠是当今的伊尹和周公。伊尹流放太甲，周公作了周朝的摄政，这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 张说辩解道：“张易之兄弟是孤陋寡闻的小人，只是听说过有关伊尹、周公的只言片语，又哪里懂得伊尹、周公的德行！当时魏元忠刚刚担任宰相，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往祝贺，他对客人说：‘无功受宠，不胜惭愧，不胜惶恐。’我确实是对他说过：‘您承担伊尹、周公的职责，拿三品的俸禄，有什么可惭愧的呢！’那伊尹和周公都是大忠臣，自古到今一直受到人们的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让他们效法伊尹和周公，那要让他们效法谁呢？我难道不知道依附张昌宗就能立刻获取宰相高位、靠近魏元忠就会马上被满门抄斩的道理呢？只是我害怕日后魏元忠的冤魂向我索命，因而不敢诬陷他罢了。”武则天却道：“张说是个反覆无常的小人，应当与魏元忠一同下狱治罪。” 后来，武则天又一次召见张说追问此事，张说的回答仍然与上次一样。最终，魏元忠被贬为高要尉，高戬、张说都被流放岭南。 张说和徐坚同在集贤院当学士十多年，爱好一致，感情相投。当时和他们共事的学士们，已经衰落的很多，独有他二人还留在集贤院。有一次，张说把当年的学士名字一一写出来，和徐坚一起观看。 徐坚问道：“他们当年都是各有专长，各领风骚啊，请问文章方面，谁先谁后？”张说道：“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的文章，都是良金美玉，无可挑剔。富嘉谟的文章，严峻峭拔，雄奇豪放，别具一格，但他这种言论，若是用在议论朝政的地方，必然引起大乱子。阎朝隐的文章，浓妆艳抹，词藻华丽，轻歌曼舞，读后令读者愉悦，虽然有些风流儒雅，但是有点过于幽默诙谐。” 徐坚又问：“现在的后起之秀，谁的文章好？”张说说：“韩休的文章，有如美酒佳肴，词语典雅，但缺少韵味。许景先的文章，虽然肌肤丰满，华丽可爱，但缺少风骨。张九龄的文章，有如淡妆素裹，应时实用，但缺少润饰。王翰的文章，像华美的玉器，灿烂珍贵，但多有瑕疵。若能去其所短，扬其所长，也是一时之秀啊！” 相传姚崇临死前，嘱咐自己的儿子道：“张说对我怨恨很深，将来可能会毁我名声，报复你们。我死之后，他出于礼节，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收藏的珍宝器皿全部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果他看都不看这些东西，那你们可能会有灭顶之灾；如果他看了这些东西，你们就将他喜欢的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碑文。得到他所撰碑文后，你们马上誊写，呈报皇上，并准备好石碑，立即雕刻。他考虑事情通常比我迟钝，几天之后一定会后悔。倘若他要以修改为托词收回碑文，你们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并将雕刻好了的碑拿给他看。”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来吊丧，见到所陈列的珍宝器皿，看了又看。姚崇的儿子遵照他生前的吩咐，将张说喜欢的珍宝器皿全送给了他，并顺利得到了张说撰写的碑文。碑文叙述姚崇的生平，褒扬姚崇的政绩，据说是当时最好的墓志。 几天后，张说果然派人来取碑文稿本，说文辞不够周密，需要修改。姚崇的儿子领来人去看已刻好的碑文，告诉他碑文已通过了皇帝审阅。张说为此懊恼万分：“死去的姚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他！”
张献忠的轶事典故
参见：张献忠黄金盘成都民间流传过一首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传说清兵入关，四川境内发生连年混战，张献忠不得不退出成都。民谣就是说的张献忠兵败退出成都时，把“大西国”的金银财宝秘藏起来，为了将来能找到所藏之宝，不至于因年代久远而迷失，便设计了石牛和石鼓作藏宝记号，谁发现了石牛石鼓，就有可能找到“大西国”的神秘宝藏。张献忠携带的千船金银珠宝从成都顺水南下，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老虎滩”一带遭到川西官僚杨展的突袭，千船金银珠宝绝大都分随船队沉落江中。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程，施工队在岷江“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银锭身上铸造时打上的“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士两”字样清晰可见。据彭山县文管部门初步鉴定，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它为破解张献忠在此“千船沉银”之谜找到了证据。此次挖掘出土的银锭，无论从银锭本身还是其外包装，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张献忠300多年前在此沉银之说完全符合历史真实。2015年12月16日，专家确认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呼吁尽快保护。 2016年1月5日，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中心区域发现的一批珍贵文物，除发现刻有“大西”年号的银锭及“西王赏功”金、银币外，最为珍贵的是长12厘米、宽10厘米、重730克，刻有29个字的金封册，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张家长，李家短这句白话俚语与张献忠有关。张献忠治成都时，派缉事兵丁，于大街小巷来往巡查。当时有两口子，在城墙边搭了间草棚棚居住，一天深夜，这男子喝了酒，东一句，西一句说个没完，妻子听得十分疲倦，便开口骂道：“半夜三更了，你还张家长，李家短说不停。” 谁知这夫妻对话被缉事兵丁听了去，第二天这男子便被捉进官府。张献忠得报后哈哈大笑，连声说：“好，好！你们听，他说的‘张家长，李家短’，分明是说我家长，（李）自成家短嘛！此是吾家胜自成之谶也！他是个良民，发赏释放。”于是，“张家长，李家短”这句白话俚语便流传至今。 明末崇祯年间，农民起农民军首领张献忠攻进重庆后，遇到年轻女子玉贞。 玉贞背着一个七八岁的大男孩，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张献忠勒马询问对方为何背着大的，牵着小的。玉贞答，小的是她的儿子，大的是丈夫原配所生，她怕在兵荒马乱中丢了大儿子，对不住丈夫死去的前妻。张献忠听后深受感动，于是让玉贞安心回家，在家门口插上一支杨柳，他的军队保证秋毫不犯。 玉贞回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邻居，于是邻居们都在家门口插上杨柳，果然得保平安。后来，这条街就叫做“杨柳街”。 有关张献忠屠蜀的争议由来已久。清廷和当时的一些文人就曾指控张献忠在四川进行过多次大屠杀，这一说后来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但也有人认为，类似指控有很大嫌疑是基于为了讨好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和政治上的对立（张属于“贼寇”）而非客观事实。首先前提是：四川人口的锐减。四川的人口在万历六年（1578年）有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朝当时赋税与人头挂钩，所以明末四川人口当远远大于前面数据，甚至上千万。） ，至清初顺治十八年，只剩下8万人（还有一种说法是50万）。总之，人口的大量锐减是肯定的。而且，从近几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被调查村庄中，基本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所以说当时肯定是有过人口大锐减，而且不是那种减掉十分之二三的锐减，而是接近灭绝的大锐减。 正方观点 （1）史书和笔记记载。张献忠屠蜀的一些史书和当时人的笔记记载，《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记载： 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客滇述》记载： “贼兵之樵采者，尽入城中，拆毁房屋以为薪。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如是半载。八月，献忠毁成都城，焚蜀王宫殿，并焚未尽之民房。凡石柱亭栏，皆毁之；大不能毁者，更聚薪烧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张仪所筑，汉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贯以铁絙，壮丽甲天下。宫殿之盛，亦不减京师。至是，尽为瓦砾矣。献忠又令其众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岁以下者仅留一、二。《蜀乱》记载： “年十五以上杀之，各路汇集所杀卫军75万，新军23万六千，家口32万。”《后鉴录》记载： “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圣教入川记》记载： “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地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2）屠蜀的目的。张献忠并非一开始就要屠蜀，而是在清军入川，南明反扑以及川民四起的情况下才下令屠光川民。 实际上在张献忠决心屠川的时候，其控制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有此情况也不奇怪。至于为何川民会反，因为张献忠打仗需要庞大的军需，因此就只能抢夺川民的粮食，加上张献忠好杀人，非常残暴，因此招致了川民的反抗。 张献忠在梓潼拜文昌侯为先祖，对梓潼人民比较客气，因此当地人民比较感激他，为张献忠盖文昌庙。还有就是“七杀碑”的传说，有人说外国人在1934年发现了张献忠的“圣谕碑”，写的是“天以万物与人，人以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不是“七杀碑”。其实这个石碑正好证明了张献忠屠蜀的真实性，因为在《蜀碧》《客滇述》《鹿樵纪闻》等中都有记载。 （3）屠蜀的物证。《鹿樵纪闻》的记载与《客滇述》基本相同，惟“万物”作“百物”，“自思自量”作“自去思忖”。在这些明清的史料中，根本都没有所谓“七杀碑”的记载。至于“七杀碑”记载的来源是来自咸丰年间的《成都县志》，说是在山上发下了刻有七个杀字的石碑，后来与1914年被破提倡除旧思想的学生给摧毁。至于上面写的是不是七个杀就无从考证了。还有本书叫《平寇志》，是明末遗民彭孙贻所作，该书作者终身拒绝仕清，并且该书在满清的文字狱中，多次遭到满清的查禁。在这本书里也记载了张献忠在安徽凤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事，例如：“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余间”。是年张献忠攻克安徽和州时也发生了“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号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当然，凭一个张献忠是不可能将四川屠光的，在他死后，满清花了十三年才占领了整个四川。 （4）当代学者考证。当代著名诗人流沙河考证，成都历史上有3次大屠杀。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2万余人，自称镇北大将军，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播乱长达50年。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140万，城外者不计”，其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元朝80余年，成都残破，终无起色。第三次便是张献忠那次空前绝后的屠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入城，张献忠下令屠城3日。3日过了，停止大杀，只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 （5）屠蜀的遗迹。2014年12月，巫溪县古路镇村民冉茂林在田间劳作时意外发现一块疑似人头骨的东西。而在古路镇名叫玉家洞的山洞中，还堆积着成千上万块人骨。据村里的老辈子回忆口口相传的传说，张献忠曾率部转战大巴山地区，途经巫溪古路镇。村民们耳闻张献忠进入四川后杀人成疯，所经之处多有死伤状况发生。 反方观点 （1）前后时间不对。1646年，即满清入关后第三年，满清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宣称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真正平定四川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攻陷渝城（重庆）。张献忠死后十三年，清军才攻平定四川。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清军在和谁作战？可想而知而是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造成大量人口锐减的时间应该是清军入川时期。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么，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清兵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2）清廷制造伪证。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这就是有名的七杀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是，这句很类似张献忠圣谕碑。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而满清的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其污蔑之意，不言自明。 （3）史书和当时人所写笔记真伪。官修《明史》记载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6亿）人。 有历史学家推测中国的人口在明万历年间达到了一亿二千万至两亿。 可是当时全国人口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到6亿。可见官修《明史》对张献忠的污蔑至极。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 《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而《后鉴录》的作者毛奇龄原本是明朝末年的文人，在清初参与抗清，流亡多年始出。康熙十八年（1679年），失节文人毛奇龄投靠满清，当上满清的御用史官。荐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任会试同考官。可说这些人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对农民起义的痛恨可想而知，所以他们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 “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满清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4）四川人对张献忠的建庙塑像。在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七曲山上，有一座文昌庙，里面供奉这张献忠的塑像。当地曾发掘到一通张献忠部下的禁令碑，叫《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碑文记载张献忠部队纪律严明，不许“妄害良民”，不许“擅娶本土妇女为妻为妾”，违者“连坐”、“捆打”，直至杀头。因此，张献忠受到当地人的爱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遇难牺牲。当地人民十分怀念他，此后不久（康熙年间）就悄悄在来人稀少的风洞楼为张献忠塑了像。而此举遭到清廷的反对，张献忠塑像被清廷反复捣毁，并在后墙壁立了一道石碑，这块石碑叫《除毁贼像碑记》。 若张献忠真的是屠川，为何当地人还给他建庙塑像？（5）清廷入川后的大屠杀。而清军在四川的屠杀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就是清军打败大西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康熙三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川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而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难。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更有甚者还上书顺治帝要求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清军杀人在《客滇述》中也有记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康熙曾下令“就地打粮”，“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悞支给。”。 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逃生。”。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清军中吴三桂的军队在四川干了大量坏事。如王屏藩部的北路将军、后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谭宏就是军纪甚差。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到了康熙十七年，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满清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 除了《后鉴录》之外，其他的资料很多都并没有将全部责任嫁祸到张献忠身上。 张献忠殉难地一一凤凰山。凤凰山位于西充县城东南15公里处，东临多宝寺、太阳溪，西靠金山铺，面积25平方公里，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殉难地。昔日之古战场凤凰山的东、西、南三面筑有的石寨门，已在1958年被毁。但当年大西军在此扎营和与战斗有关的遗址、遗迹仍然很多，人们代代相传。山上150亩的宽阔土地被称之“营房地”，是张献忠扎营的地方。山顶上有一方形巨石，长、宽约2.6米，高4米，名为“将军石”，因张献忠常在此展视地图、观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而得名。凤凰山东麓的三块大石，每块大约长7米，宽6米，高4米，名叫“三块石”。相传张献忠曾将战斗中获得的胜利品，如粮食、衣物、金银等分别放在三块石上，当众发给贫苦农民。至今当地还流传着：“穷人来到三块石，有衣穿、有粮吃”的说法。过去行乞者多爱到此地观望，晚上他们常在中间一磁大石下的石窟里过夜，人们称之为“叫化子洞”。 凤凰山北侧有一山峰名“插旗山”，是张献忠悬挂军旗的地方。东南面深沟叫“马槽沟”，是张献忠部队饲养战马的地方。东南面有“牧马岭”是大西军放战马的山岗。凤凰山东麓山下的太阳溪西岸坡地，是张献忠猝遇清兵激战时，中箭的地方。风凰山的东南面山岭叫“带箭岭”。相传是张献忠中箭后将士们扶他回营地途中不幸牺牲之处。山顶东侧有一小丘（土冢）为张献忠墓，今犹存。过去农民路过此处时，常常自觉地添上一杯黄土，以英英灵。在这些地方曾出土过很多戈、矛、箭簇、大刀、马蹬、炊锅等明代兵器图三与遗物，部份收藏在西充县文化馆。 西充县于1983年在这里分别树立了地名牌，在带箭岭上树立了《农民革命领袖张献忠》纪念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王纲为其撰写了碑文。西充县人民政府于1983年3月13日，将“农民革命领袖张献忠殉难地一一凤凰山”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在凤凰山进行封山育林，培修道路，树立碑记，修建水池，遂成为人们访古寻幽，激发士气的旅游之地。 参见：张献忠家庙在四川省梓潼县城北八公里处的川陕公路旁，有座双峰突起、翠柏森森的七曲山。规模宏丽的大庙古建筑群，就座落在这里。而这里的梓潼大庙也供奉了张献忠的塑像。殿宇楼阁， 依山而建，隐现于林扉之间。在庙内的风洞楼墙壁上，镶嵌着一通清乾隆七年（1742年）绵州知州安洪德捣毁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塑像石碑《除毁贼像碑记》。碑高1.33米,宽0.73米,厚0.1米。碑的铭文为安洪德撰。 1984年，陈怀皑指导电影《双雄会》，江化霖饰演张献忠。 1988年，许圣雨、刘锦旺指导电视歌仔戏《英雄残梦》，许思贤饰演张献忠。 201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纪录片《中华名将张献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