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人是什么?
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人是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是说文学创作应该反映时事。作为诗文，究竟应该反映什么，起什么作用。白居易的“为时”说，提出“因事立题”，“惟歌生民病”，他的“讽喻诗”可谓“篇篇无空文，句句必有规”，起到了揭露暴行，同情人民的作用：“可讽放佚君”，“可诲贪暴臣”，“可感悍妇仁”，“可劝薄夫谆”以及“为君，为臣，为民，不为文而作”，充分地表现了白居易创作思想中的人民性，这就把传统的文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应作品他的诗分为四大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其中以讽喻诗最为突出。《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是讽喻诗的代表作品。他的诗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且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流畅，因而得到广泛流传。他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不仅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且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因而开辟了诗歌体的新道路。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由哪个人提出的？
为时为事而作——白居易之诗歌理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提出的。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移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县。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皆以明经出身。“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句显示出白居易“为时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即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更是白居易讽喻时事诗的基本宗旨，即诗歌应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将诗歌和政治、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我们知道，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已。因此，白居易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如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观刈麦》《采地黄者》《上阳白发人》等；如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各种弊政进行揭露，《卖炭翁》《红线毯》等；更有反对穷兵黩武，表达爱国主义思想，《西凉伎》《缚戎人》《新丰折臂翁》等。白居易这种诗歌创作主张增加了诗歌的教化作用，在阐发了诗歌的特性的同时，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如《与元九书》：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騃，……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诗的四要素：“情”和“义”是内容，“言”和“声”是形式。“义”即《诗经》的“六义”，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总的来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主张，表现了一个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与敏锐的洞察力，是每一个时代都不可缺少的记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