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虚之的人物履历
1912年正月朱虚之出生于浙江省临海五所巷三号。1926年，入浙江省省立六中读书，因大革命时期该校经常发生学潮，后又迁移葭沚镇，因而转学到了回浦。回浦初中第四期毕业后，由其兄长资助入南京钟南中学，因交不起每学期五十大洋的昂贵学费，为早些找到工作，他加入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交流所学习报务，是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军事交通技术交流所三期生（通信学校第三期、黄埔军校第八期）。1930年春入学，1931年随毛炳文的第八师到江西“围剿”红军。参加了对江西红军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朱虚之加入了红军。1931年8月，朱虚之投身革命，红军时期，历任军委总台副报务员，红三军无线电分队队长，军委电台一分队队长，红九军团电台分队队长，红一军团无线电中队队长。他担任的是电台的报务和机务工作，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3年5月，经友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底至1935年10月，朱虚之任无线电队第四分队队长，隶属红九军团。1935年10月，红一军团跟随毛主席胜利地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军团首长对无线电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虚之先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前总）无线电大队副大队长兼一分队队长，负责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派驻南京的办事处和115师、120师、129师及各旅旅部的联络，还与国民革命军个别战区司令长官公署联络。在平型关歼灭日寇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的战斗中，他指挥一分队将电台架在五台山顶上，使朱德总司令的指挥所与115师林彪师长的电台保持不间断的联络，为战争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38年夏秋之间，朱虚之任前总司令部三科副科长兼通信营营长。1939年5月，朱虚之带职到延安中共北方局党校第一期学习。1940年，任山东纵队政治部直工科科长、组织科科长，鲁中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在罗荣桓政委的直接领导和关心指导下，他边学边干，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积累了政治工作经验，并参加了多次战斗、战役。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总结和推广连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带领部队顺利完成作战任务。1943年7月，朱虚之离开鲁中军区，年底到延安，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后转一部。 1945年4月七大召开，他作为山东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初到达锦州，先后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总司令部通信联络处政委、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通信联络处政委、东北军区司令部通信部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通信部政委、第四野战军司令部通信部政委等职，一直工作到东北全境解放，第四野战军入关。朱虚之在东北期间建立了东北民主联军电气专门学校并兼政委，培养了一大批“既懂技术，又有觉悟”的通信干部（主要是报务干部）。辽沈战役胜利后，1949年初，将军随第四野战军入关，参加了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中南的战斗。在中南军区又做了将近三年的政治工作，任中南军区直属部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直属部队政治部主任，军区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部长。 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刘亚楼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随着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民空军的通信工作亟需加强。朱虚之加入了空军，出任空司通信处长。1953年10月，在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元帅的领导下，有丰富组织工作经验的朱虚之又担任了空军干部管理部副部长（1956年6月至1959年10月任部长）。 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定为行政七级。1960年1月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朱虚之为空军技术部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朱虚之迅即到职，从那时起他就全身心投身到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中。4月，任空军技术部政委（空军技术部部长一职暂缺）。1961年3月，朱虚之兼任空军技术部党委书记。10月任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政委兼党委副书记。1966年5月，任空军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政委兼党委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排除各种干扰，维护空军二炮和技术学院的稳定，全力以赴，对付敌高空侦察。文革期间遭受打击迫害，被隔离审查。1969年，出任空军副参谋长。期间1969年10月6日，与李先念副总理一起欢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去外地访问。10月7日，随王新亭副总长和方毅、姬鹏飞等欢送坦桑尼亚友好代表团去广州。1970年4月26日，与邱会作、彭绍辉副总长一起出席朝鲜驻华大使的宴会。1971年5月2日，与吴法宪、王辉球等空军领导一起会见卡迈勒·艾哈迈德准将等巴基斯坦朋友。1971年5月8日，解放军空军负责人朱虚之陪同卡迈勒·艾哈迈德准将和由他率领的空军参谋学院师生先后参观访问了北京、长沙、韶山、杭州、上海、南京、沈阳、延安等地。1988年2月正式办理离休手续，恢复党组织生活。1989年，朱虚之撰写了二万多字的《六十年代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成长纪实》。2000年11月8日12时20分，朱虚之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
林沄的评价
林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素以治学勤奋严谨、博闻强记著称，并通晓英、日、俄、朝等多种语言。1962年，林先生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师从著名甲骨文和商史学家、吉林大学教授于省吾先生攻读甲骨文金文专业研究生，1965年毕业当年即发表《说王》一文，为学术界树立了将考古证据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研究历史问题的典范。此后至今，林先生从这一独特视角不断进行学术耕耘，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商代的社会形态与家族形态、周代礼制的兴衰演变，以及先秦时期北方和东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构成等重大领域，都提出了影响深远、自成一家的学术观点，为中国先秦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代表作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目前，林沄先生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考古学科组评审委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史学会、考古学会、古文字学会理事等职。《林沄学术文集》本文集收入林沄在1965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共50篇。由于涉及的学科领域较多，故略按论文内容性质分类，同类论文按所论年代之先后编次，同一论题的论文按发表时间排列。主要内容分述如下：1、在古文字考释方面，结合考古实物解释古文字造字本义，立论坚实可信，尤其是《说王》（1965）一文首先提出中国古代钺作为军事统率权的象征而演变为王的权杖，说明中国王权起源于军事统率权，已被考古和古史研究者普遍接受。而且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证实。2、在文字学理论方面，《王、士同源及相关问题》（1994）首次全面、详细分析了甲骨文中的“一形多读”现象——同一个字形，有两种不同的读音并代表不同的语义。后来在《古文字转注举例》（1997）中又用更多的实例，论证了这种存在于古汉字早期阶段的用字方式也就是传统六书说中的“转注”。是一种创新的见解。3、在甲骨断代学方面，《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1981）用考古学上的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分析有力支持了李学勤提出的“二系说”，而且重新讨论了甲骨断代的方法，对后来的甲骨断代研究有积极意义。《无名组卜辞中父丁称谓研究》（1984）提出了字体是分类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种方法在后来黄天树对殷墟王卜辞断代研究的专著中得到实际的应用，证明可行。4、在利用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研究商周历史方面，《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1978）和《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1981）两文从卜辞和金文两方面对商代的家族形态作了有新意的探讨，朱凤翰《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给予好评，并加以进一步细化的研讨。《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1982）从卜辞记载对中国古代诸侯制和“服”制作了重新诠释，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而形成的《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1986）一文，被《新华文摘》摘编论点。该文提出中国最早的国家是由平等的聚落发展为功能有分化的都邑群构成，再发展成多个都邑群构成的更复杂的组织。实际上开近年流行的从聚落考古角度探讨文明形成过程的先河。5、在商周考古方面，《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1987）己获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故内容从略。《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1980）是中国学者首次对这种起源于中国辽宁而传播到朝鲜半岛和俄国滨海地区的青铜器的全面系统研究。用类型学方法建立了这种剑的编年系列，讨论了它的区域分化，纠正了族属的误解。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关于青铜弓形器的若干问题》（1980）把弓形器考定为挂缰钩。和俄国考古学家的见解不谋而合。《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1995）一文中提出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喇叭口式耳环渊源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耳环，已被近年在中俄境内的新考古发现证实。6、在研究中国东北和北方的考古遗存和文献中记载的古族的对应关系方面，《论团结文化》（1985）论证了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遗存即沃沮族的遗存，国内外已公认为定论。《西岔沟型铜柄铁剑与老河深、彩岚墓地的族属》（1993）论证了老河深二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遗存应该是夫余遗存，获越来越多的赞同。《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1992）首次从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上向《史记·匈奴列传》以来的戎狄即胡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正逐步得到海峡两岸学者的响应。7、在研究俄国远东南部的古代中国文化遗存方面，如《完颜忠墓神道碑与金代的恤品路》（1976）、《马其顿城堡、元碑和辽金砖塔》（1982），《赫哲族萨满教神像画中的历史真实》（1975）等文，纠正了俄国、日本、中国学者过去对这些遗存的不正确认识，被东北史研究论著多次引用。8、古文字研究方面，林沄先生师从著名学者于省吾先生，并长期作为于先生助手，《甲骨文诂林》就是林先生亲手抄写，厚厚四大册，字迹工整俊秀。林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除了已经出版两本学术文集外，其出版的专著《古文字简论》（84年第一版名为《古文字学研究简论》），为古文字学习的必读书目。林先生的古文字方面的学生很多已成为当今学界的著名学者，如华南师大的白于蓝教授、武汉大学的李天虹教授、东北师大张世超教授、吉林大学周忠兵副教授等。 所研究方向：商周考古 东北考古 古文字学讲授课程：商周青铜器 商周考古文献导读 先秦历史文献导读 商周考古研究专题与学科最新进展教育经历：1957.7—1962.6 北京大学考古系 1962.8-1965.11 吉林大学历史系甲骨文金文专业工作经历：1966.11--1968.8 吉林大学科研处贮备研究生 1968.8--1973.9 辽宁省复县十七中 1973.9—1983.7 吉林大学历史系 助教、讲师 1983.7—1987.9 吉林大学历史系 副教授 1987.10--1993.11 吉林大学考古系、古籍研究所 1993.11—至今 吉林大学考古系、文学院科研项目：夏至战国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形成的历史过程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0.10-2003.10 新疆出土青铜器集成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006.12-2009.12学术论文：说王 《考古》 1965年6期 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 《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 1979年 中国东北系青铜剑初论 《考古学报》 1980年2期 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 《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 1982年 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 《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 1984年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6年6期 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1 文物出版社1987年 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辽海文物学刊》 1989年2期 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3年1-2合刊 戎狄非胡论 《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年4月 古文字转注举例 《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 1997年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 《燕京学报》新十四期 2003年5月 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 ——对当前中国古典学取向的看法 《史学集刊》 2007年3期 论欧亚草原的卷曲动物纹 《燕京学报》新二十四期 2008年5月著作教材：《古文字学简论》，中华书局，2012年。（旧版《古文字研究简论》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6年） 《林沄学术文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年 《林沄学术文集》（二） 科学出版社 2008年获奖情况：《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 1995年 《林沄学术文集》 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二等（一等奖空缺） 2003年社会兼职：1991年9月起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学科评审组 成员 1997年5月起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 成员 2000年9月-2004年11月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理事长 2004年6月起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委员 1991年3月起 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委员 1989年6月起 中国考古学会 理事 1998年9月-2004年4月 中国史学会 理事 2002年9月-2008年6月 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副主席 2000年8月起 吉林省学位委员会 委员 1992年4月起 国家古籍整2010年起 吉林大学资深教授
朱虚之的人物简介
朱虚之（1912—2000），浙江省临海县人。开国少将（1955）。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任红三军无线电队分队长，红一军团无线电中队中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无线电大队副大队长，通信营营长兼第三科副科长，山东纵队政治部直工科科长、组织科科长，鲁中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司令部三处政治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通信联络处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通信联络处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通信部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通信部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司令部通信部政治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政治部直属工作部部长、直属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政委，空军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部长，空军技术部政治委员，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政治委员，空军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空军副参谋长等职。是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